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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陇原佛学网站/佛学文摘/总第242期(2019年第7期)/大德掠影      本期赞助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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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佛将军陈真如
 ◎ 肖 毅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陈铭枢(1889~1965)隐居山野,研究佛学,似乎忘情于山水之间,但事实上,他在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受到压制,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不得不离开政治空气沉闷滞重的重庆。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空前改善。但国民党感到松了一口气,造成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式都日趋恶化。政治上吏治腐败,贪污盛行;经济上物价飞涨,生活困难;军事上消极避战,士气低落。这一切都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对大后方的时局、对抗战的前途、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切忧虑。
  1943年初,在重庆的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派,为了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酝酿搞一个时事座谈会,具体事宜由甘词森、郭春涛等人出面进行。目的是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943年2月在重庆举行。从举办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谭平山、陈铭枢、杨杰便与甘祠森、郭春涛等保持经常联系,有时谭、陈两人还单独约人去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大家都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3年9月,筹备组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的聚会经常在陈铭枢家举行。筹备组聚谈的主题是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问题。首先讨论的是组织名称,大家取的名称都没有脱离国民党的范畴,如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中国国民党民主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盟、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等。后来孙科一度表示可以秘密参加,但主张不用国民党的名字,不然蒋介石必定反对。最后大家决定,组织名称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终于赢得了胜利。但是,战后中国的局势仍然复杂万端,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经历了14年抗战的磨炼,陈铭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持批评态度。他更多更深地参与了战后民主政治运动,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奔走奋斗。
  战后初期,国内一度出现了国共和谈的宽松局面,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化成为可能。民联的活动也由半公开走向公开,并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
  民联的成立是国民党民主派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举动。它的政治主张是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它的成立使国民党民主派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在推动国民党民主派参加民主政治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4月,民联中央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转往南京、上海,民联成员也随着战后复员,多数转往东部省区活动。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政策,国共从6月开始爆发大规模冲突;民联也开始公开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与其他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共组成新的政治党派。1947年2月,民联在上海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政治报告认为,国民党自1927年以后就为反动分子窃取,“他们的主张愈来愈顽固,行动愈来愈腐化,手段也愈来愈毒辣,但忠实于三民主义的革命同志,是一直到今天在不断的、坚决的、公开的反对他们,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我们愿意和全国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站定人民的立场共同努力”。在国民党眼中,此时民联的组织与行动无异于为中共外围,对其成员除上层人物还暂时容忍外,其他人已成为追捕对象。“戡乱”动员令在7月实行后,民联转入地下活动,陈铭枢更少抛头露面。
  1946年4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任主席。为了协调行动, 1947年3月,李济深由上海到香港。9日发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抗战后中国不幸局面的根源,“就是违背孙总理遗教的中国反动派”,而蒋介石“竟成为反动派的领袖”,“应负主要责任”。从此,国民党民主派反蒋公开化,并酝酿成立新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5月,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聚会,讨论成立一个共同的革命组织,以团结国民党的爱国民主力量共同斗争。因为在港的多为民促进的同志,李济深等认为应邀请民联同志来港共商大计。 民联接到李济深的信后派柳亚子去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朱学范等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在香港开始筹备工作。在讨论党名时,大家都主张在名称中保留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并举出当年福建事变更改党名失败的教训,陈铭枢也同意。最后大家决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通过《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组织大纲》等文件。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中央常委10人,民联的谭平山、郭春涛、何公敢、朱蕴山等为中央常委。陈铭枢作为民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并促成民革的建立。 1948年3月,民革中央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加紧军事策反工作进行。会议授权李济深负责此项工作,成立了秘密策反小组,成员有李济深、蔡廷锴、龙云、谭平山、杨杰、朱蕴山、王葆真等。朱蕴山向李济深建议:随着解放军在各战场的进展,如能策动华中战场国民党军起义,必将有力地配合解放军行动,促进解放战争早日胜利。他建议华中先设军事行动小组,他负责政治,王笑天负责军事,李一平负责财务,时机成熟时,再约陈铭枢出来负责。他的建议被采纳。李济深托佛教界著名的巨赞法师给在上海的陈铭枢带去一封密信,谈了今后的行动计划,得到陈铭枢的赞同与支持。
  陈铭枢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第二条战线的秘密工作: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配合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民革号召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单位,“揭竿而起,向人民靠拢”。其后连续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告海内外同胞书》、《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转变立场,举行起义,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陈铭枢由于过去的经历以及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广泛联系,在策反工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有意思的是,1947年6月9日,在抗日战争期间倍受蒋介石冷落的陈铭枢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上将军衔。这位战功卓著却无一兵一卒的将军,在内战激烈进行之际获得了这个毫无价值的虚衔。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向南发展,已经迫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这一地区国民党统治严密,特务密布,耳目众多,秘密策反工作稍有不慎,即会影响地下工作人员和策反对象的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为此,民革中央考虑到陈铭枢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建议他隐蔽活动。陈铭枢在沪期间,隐居南昌路善庆坊20号前国民党驻北欧诸国公使诸昌年家中。他通过秘书李家友找申江医院院长刘之纲接头;与民革的联系通过郭春涛、吴艺五;与中共的联系通过郭春涛与上海局吴克坚。陈铭枢机智沉着地从事危险的秘密策反工作。
   1948年底,陈铭枢策动了陈仪起义。1949年春,陈铭枢又策动程潜起义。陈铭枢还派人到安徽南部策动国民党第2纵队司令陈瑞河起义;与立法院的刘叔模、范予遂等争取立法院长童冠贤;联系上海中央银行职员,保护金融财产;启发、指导一批青年大学生组织时代青年社开展反破坏、反搬迁、护校护厂活动;让曾任军委会日本陆军密电研究组主任霍实子拒绝为国防部侦译中共军事密码电报;派人去沪宁、沪杭线城市策反;并通过同线签发特别乘车证,以资掩护等。
  陈铭枢从事的工作虽然隐蔽,总会露出一些风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告诉陈铭枢,蒋介石下令逮捕他,如命令落到自己手中,自己可放过他,如命令落到军统手中,则自己不能保险。不几天,陈铭枢寓所周围出现了特务的身影。为了安全起见,陈铭枢迁往沪西某处隐居。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陈铭枢没有中止秘密工作。有朋友劝他到香港暂避,他说要留在国内为解放战争做一点事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铭枢也走向了新的政治生活。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6月18日,他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到达北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他为了阻止新中国对苏联外交一边倒,向毛泽东说如果与美国合作,美国将给予10亿美元的援助。毛泽东则以为他说话没有根据,没有答应他的要求。7月,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带去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备忘录是陈铭枢根据到北平后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他解释说,美国政府应注意中共对“国家立场”和“政治路线”是有所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发展路线”应允许有所不同。两个附件都是中共领导人给司徒雷登的答复。他们希望美国此后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重新按照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的方式制定对华政策。若能如此,中共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并建交。
  新政协成立后,按照新中国的政治规划,国民党民主派着手建立统一组织,由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于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间,举行代表会议,统一成立一个组织,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同时宣布结束。选举后陈铭枢出任民革中央常委,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名陈铭枢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迟迟不愿赴任,宁愿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经毛泽东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了解地方情况后再回北京来。他才接受这一工作到任去了,不久转任中南农林部部长。

 摘自《爱国名将陈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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