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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陇原佛学网站/佛学文摘/总第242期(2019年第7期)/法音宣流     本期赞助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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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中的反抗
◎ 肖云上

  加缪在年少时出过两本小册子《反与正》和《婚礼集》已经展露敏感的语言天赋。加缪从没有滥用这种才华,从一开始就用这才华从事祛魅的工作。加缪在《反与正》再版序中写到,他的朋友、诗人布里斯·帕兰经常说,这本小书里包含了加缪写的最好的东西。我同意帕兰的看法,其中那篇《灵魂中的死亡》是我偏爱的篇章,加缪道出了他的文学观:“我需要一种崇高的东西。我在我的深刻的绝望和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的、秘密的、冷漠的对比中发现了它。我在其中汲取了既有勇气又有意识的力量。这种如此困难如此反常的东西于我足矣。”
  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加缪提到他那一代人经历上的特殊性,以及为之代言的迫切性:“它特别迫使我按照我的本来面目并根据我的力量来和经历着同一历史的人们承受我们共有的痛苦和希望。这些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在希特勒政权建立和最初的革命审判发生时是二十岁,随即面临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的天下以及酷刑和监狱的欧洲,并以此完成了他们的教育;今天,他们得在一个受到核毁灭的世界中教育他们的儿子和从事他们的事业。”在加缪有生之年,世界的动荡从未止息,这动荡锤炼着加缪的视觉、听觉、韧性和思想,竟使他短短的一生有了“丰盈”之感。
  洛特曼的《加缪传》对这一过程有生动翔实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检视机会。在洛特曼看来,评价一个像加缪这样的公众人物,主要的依据是对其公德的考察,而不是对其私德窥阴癖般的揭示。
  加缪足够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但是他对那种置身事外,追求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从来报以蔑视的眼光。在他笔下“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勇于担当的责任感贯穿于加缪整个写作生涯和生命本身。苏珊·桑塔格说加缪是“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桑塔格发现加缪“从流行的虚无主义的前提出发,然后全靠了他镇静的声音和语调的力量——把他的读者带向那些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论”。
  1957年利用诺贝尔文学奖的讲台,加缪对“崇高的写作”做了具体界定:“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不过我这一代人知道它改造不了世界,但它的任务也许更伟大。这任务是阻止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了一段腐败的历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筋疲力尽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躬屈膝到位仇恨和压迫当婢妾的程度,因此,这一代人不得不在其自身及周围从自我否定开始来恢复些许造就生与死之尊严的东西。”
  桑塔格曾经说过:“加缪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被迫做出了至少三次堪称典范的抉择——亲身参与法国抵抗运动,与法国共产党分道扬镳,在阿尔及利亚叛乱问题上拒绝采取立场——在我看来,在这三次中有两次他表现得令人钦佩。”
  1935年夏天,加缪22岁,在一次夭折的旅行之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在给老师格勒尼埃的信中,加缪坦言了他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我感到更多的是生活,而不是思想,把人们引入共产主义。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毒化人类的痛苦和辛酸得以减少。”年轻加缪的真诚毋庸置疑,加缪被派到以吸收大学和市民居住区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一个支部,他很快显示出组织才干,组建了一个劳动剧团,排练演出了马尔罗《轻蔑的时代》、高尔基《在底层》等明显带有左翼色彩的戏剧。在一份介绍剧团使命的传单上,加缪写道:“剧团意识到大众文学的艺术价值,它希望表明艺术应该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它相信美感是与人性紧密相连的。” 共产主义对人类美好前景的描述吸引了年轻的加缪,可是在如何达致目标的手段方面,加缪显然更倾向于他的老师格勒尼埃,他记得后者的评价:“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干蠢事?回答‘是的’也许高尚,但回答‘不’也许更诚实。” 
  1943年年底,加缪最终定居巴黎,他受雇于地下运动报纸《战斗报》编辑小组,但是报社人员确实是冒着“被逮捕、关押、折磨或枪决的危险出版这份报纸”。加缪虽然不像马尔罗、勒内·夏尔那样在抵抗运动的第一线冲锋陷阵,但是他在法国沦陷时期的操守是经得起考验的。他是一众抵抗运动人员的好友,他和诗人勒内·夏尔深厚的友谊如今已经众所周知,固然两人对彼此作品的欣赏是友谊的重要原因,也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认识高度契合有关。1940年,加缪初到巴黎时还认识了一位诗人莱诺,两人投契要好,而莱诺就是一位坚定的抵抗运动战士,1944年被盖世太保枪杀。
  加缪通过编辑抵抗运动报纸相对间接地参加了抵抗运动的话,他的经典之作《鼠疫》则艺术地表达了他对抵抗运动最彻底的声援。小说颂扬了人类因荣誉和勇气而团结起来所滋生的友谊,艺术地道出对人类艰苦命运的同情,对被痛苦折磨的人类的怜悯,面对婴儿的死亡所引起的愤怒,及对加诸于残酷命运的社会压力所激起的愤慨。
  加缪最后十年的日子并不好过,遭遇长久的创作枯竭期,出版的重要作品只有两部——哲学随笔《反抗者》和小长篇《堕落》,前者还招致以萨特为首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围攻。为了摆脱创作上的停滞,加缪寄希望于戏剧,他和友人组建了队友剧团,在戏剧方面投入不少精力。另一个如同阴魂般纠缠他的问题,就是阿尔及利亚问题。那是他的故土,青少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成长中不可遏制的幸福感,在他的名篇《蒂巴萨的婚礼》、《杰米拉的风》中几乎触手可及。他希望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万法国人能和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平共处,但时局却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而他的中间态度则招致两方的不满,传记里记载了多次加缪演讲时遇到的责难式诘问。加缪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语其实也象征着伦理本身的困境——在任何事物中想要绝对清晰地划分出善恶都是困难的,是不可能的。
  加缪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就是小说或者戏剧,他铆足了劲要重新找回状态,当他搬到距离巴黎六百公里的卢马兰村,他继续他从1959年1月开始写的长篇小说《第一个人》,一年后在他离世前,小说有了一个较完整轮廓。然而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毁掉了一切,给加缪念兹在兹的“荒谬”这个字眼增添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1961年4月,加缪阿尔及利亚的好友齐聚蒂巴萨,出席加缪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这是一块齐人高的腓尼基时代的古墓碑,是在蒂巴萨废墟里找到的,碑上刻着加缪的一句话:
  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光荣: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摘自《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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