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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与宽忍对传统文明之影响
◎ 王大伟

  佛教自释迦牟尼创教以来,以历二千五百余年 ,传入中国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佛教带给中国的不仅有建筑、雕塑、壁画、礼仪、语言等诸多可见文化因素,更有许多思想融入传统文明中,对我们的固有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其中不乏许多思想,具有很强的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作用,而这些思想不仅成为治国之道,更成为一种美德,进入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中。
 佛教的慈悲与宽忍思想就是其中的典范,历代治世者利用这种思想教化民众,导民风向善。而民众也把慈悲与宽忍作为自身道德修养的准则,视两者为自身德行水平的重要标准。
  佛教慈悲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
  唐宋之后,“尽管佛教教团的势力开始衰弱,然而佛教观念与行事更加有效地编织进社会生活的纤维中”。在宋代社会,已经认为“佛氏慈悲,以悲慈化俗”,唐代因为奉行慈悲,而使得“屠猎改业,乃使市无肉肆”,还如“南乡县民多业屠猎,因瑞发心,受戒永断”。在宋代社会,已经将慈悲作为一种礼制固定下来,如“重明,即率僚吏放鳞介千计,望行在拜手稽首,礼成而退,父老童穉纵观兴叹,以为广德”。不止如此,宋代的许多地方还有固定的放生池,如西湖就曾为放生池,“天禧四年,郡守王钦若奏以(西湖)为祝圣放生池,禁采捕”,“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这个传统在元代也存在,“今府之西南隅,有湖广袤三里,即瑁湖也。中有堂基,今为放生池”。乃至于关于放生池,还有一些诗文,如《题放生池》:“南州几万家,舟楫江湖上;罾罗竭鱼鳖,旁餍口腹养;可怜长者子,于此事脱放;藻荇被清流,春风不惊浪;直钩亦何心,明珠岂所望;落日倚朱栏,无言独惆怅”。
  这些事例都说明,佛教的慈悲观念,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对他们来说,佛教的慈悲与儒家“天地大德曰生”的传统观念已经相当契合,故佛教的慈悲思想日益影响中国人的道德观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佛教不仅是把慈悲思想传入中国文化之中,更行施了许多具体的措施。以宋代为例,“宋代佛教僧侣原就在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和领导地位,佛教僧侣之坚忍情操和寺院经济之富厚,使得他们有能力承担重大责任。宋代地方财政困难,公益事业无法顺利开展,而要仰赖士绅和宗教团体之协助,其中佛教教团之努力和贡献是相当明显的”,可见,佛教不仅是慈悲思想的输出者,还是实践者。佛教对中国社会慈悲观念的建构可谓居功至伟,我们当今若要树立新的慈悲观念,也不应抛弃历史记忆,宗教在慈济行为上的经验,也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佛教忍辱观:但愿人人丰足,宁我只贫自守
  忍辱是佛教六波罗蜜之一,也是佛陀时代就非常重视的修行法门。忍辱观念在佛教律本中有许多记载,如“不忍辱人有五过失:一:凶恶不忍;二:后生悔恨;三:多人不爱;四:恶声流布;五:死堕恶道,是为五。能忍辱人有五功德”,“佛尔时教化是诸比丘:‘汝等莫斗诤相言,何以故?用瞋恨者,不灭瞋恨。唯忍辱力,乃能灭之’”。这些观念同样汇合到中华传统文明中,使得我们固有的忍辱文化更加丰富。
  在历史上,一些佛教居士,也将忍辱视为自己修持的法门,今天看起来,这种人的利他之心极强。如“范元琰,字伯珪,钱塘人。少通经史,精了佛义,以忍辱为究竟法。尝出行,见人盗松,遽退走。母问其故,对曰:‘畏其愧耻故也’”。封建帝王往往劝诫臣民要有忍辱之行,如康熙就曾作过《谕浙省将吏军民》,其中有“谆谆一相勗,军民贵安和,文武须联属,息忿可无争,守分在忍辱”之句。
  从中可见,佛教的忍辱观念已经成为治世者的教化思想。世俗社会也将忍辱视为非常人能行的高尚品德,如“但愿亲戚人人丰足,宁我只贫自守。若使一人富厚,九族饥寒,便是极缺陷处。非大忍辱人,不能周旋其间”,更有一些人将忍视为自身道德建构的重要方面,“素菴以六忍宁心澄虑,消祸致福。一曰:忍触;二曰:忍辱;三曰:忍恶;四曰:忍怒;五曰:忍忽;六曰:忍言”。同时,在帝王宰臣治世的论述中,也明确提出佛教的忍辱不失为一种方法,如“夫佛仙之教,以修身、见性、劝善、去恶、舍贪、除欲、忍辱、和光为本。若果能融会贯通,实为理学之助”。
  我们从上面例证可以看出,佛教的忍辱观是僧侣居士们修持的方式,还是帝王治世的工具,并且内化到世俗民间,成为民众道德准则的一个方面。可以说,佛教忍辱观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后,已经不单纯是佛教的思想,更是对中华文明宽容忍让思想的极大补充,也正是在佛教的助力下,我们才能有今天生命力持久的宽忍思想。
  佛教的慈悲和宽忍思想从佛教观念已逐步转化到中华文明体系内,并且给中华文明带来诸多新特色。同时这两种思想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具备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在新时期,若能够深入研讨佛教传统观念的内涵,同时配合当代价值观的指向,在强大舆论宣传的带动下,从而发挥佛教传统思想的作用。

摘自《阴山学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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