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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王建崇佛
◎任冲

  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铁原太守,因战功而成为弓裔的最得力的将领,统率西南海域的水军,实力渐增。其出身在史籍里众说纷纭,不乏疏漏。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王氏源于开城西面的礼成江下游的礼成港。这里在八、九世纪时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都会,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就是以此为起点的。现在估计王氏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王建的父亲王隆建控制了开城并将其作为据点,公元896年王隆携子王建归附了弓裔,此后的王建便成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干将。新罗景明王二年(918)弓裔部下军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骑将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和朴智谦驱逐弓裔,拥戴王建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杀)。《东国通鉴》卷十二并《高丽史·太祖本纪》云,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王建同样自称为高句丽的后继者,定国号为高丽,定年号为天授。至此,朝鲜半岛后三国的局面正式形成了。高丽与后百济迅速陷入了对峙与战争中。
  王建统一半岛之后,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面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王建参照泰封、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为新兴的高丽王朝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构。高丽置三省:内议、广评和内奉省,其中又以广评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广评省下辖选、兵、民、刑、礼、工六官,分管国家的各种事务,可以说是高丽王朝的中枢所在。高丽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徇军部,军队由从自耕农当中征发的府兵组成。此外,驻扎在都城开京的六军,具有禁军地位,直接由国王掌握。从高丽王朝朝廷的结构来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袭了中原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然而表面上的类似无法掩盖高丽王朝和中华上国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归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实王建的家族也是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高丽王国的统一程度是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新罗后期各地军镇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新罗朝廷设置军镇是为了扼守战略要冲以保卫国土,前期军镇主要设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渤海国。但是随着海贼的骚扰对海上贸易的威胁日益严峻之后,新罗朝廷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张保皋(即弓福)镇守的清海镇、位于今日南阳的官城镇和江华岛上的穴口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镇。他们在事实上世世代代控制着远离京城金城的大部分新罗国土,这些地方望族广筑城池,因此也被称为“城主”。这些城主大都以官军的名义驻扎一方,从自己的属民当中征募士兵,在史籍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将军”。城主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有些城主是从具有京城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的,有些出身于真骨贵族,有些则出自身份较低的六头品,他们因为犯罪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逐出了京城。更多的城主则是在地方上的豪门望族。有势力的家族把周围的土地和百姓置于自己的控制后,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两类城主逐渐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统一标志着王朝战争的结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们和他们的城寨依然保持着独立和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和后三国时期并无区别。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豪族来依附,据《高丽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条记载:“是时,新罗以东沿海州郡、部落皆来降。自溟州至兴礼府、总百十余城。”这些豪族的归附对于当时力量较弱的王建定鼎天下而言,应当加以回报。那些跟随王建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的权势受到朝廷认可,太祖在地方上的统治还得靠他们维系。为了安抚地方的豪族,将他们纳入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建采取和地方豪族连姻的策略,巩固王室和豪族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他们为了高丽政权的强化、社会的安定上作出贡献。王建和全国二十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比如贞州柳氏、平山庾氏和朴氏、广州王氏。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功勋、他们所领城邑的大小、多寡,将全国大小豪族的领地相应的设置成府、州、县,其官员依然是原来的豪族,这样他们就被王建纳入了高丽的国家机器中,高丽的郡县制由此而来的(高丽地方政区设置沿袭中国唐朝,包括道、府、州、郡、县这五级),至高丽成宗十四年(995),地方政区的设置才告一段落。王建想方设法笼络地方豪族,他们仍然不愿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纵容豪族的缺点),他死后两年就爆发了“王规之乱”,差点颠覆高丽王朝,这也宣告王建怀柔策略的失败。
  在对待国内豪族上,王建采取了怀柔和推恩的策略,而在朝鲜半岛北部则为进取战略。在王建经略北境中,平壤自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同时,王建采取移民实边,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拓展了国土面积。
  高丽太祖天授八年(925),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兴兵灭亡渤海国,并以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东丹国”。公元928年,由于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遗民的不断反抗,“东丹国”被迁移到了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成了无人过问的空地。渤海国灭亡使高丽与契丹的关系迅速紧张,契丹与后百济的盟约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范。于是高丽主动吸纳渤海的遗民,自天授十一年(928)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不断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有天授十七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景宗献和王四年(979)“渤海人数万来投”。公元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结果失败。据《高丽史·太祖世家》所载:“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来遗骆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骆驼于万夫桥下,皆饥死”。于是,高丽与契丹的关系彻底决裂。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并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镜南道的永兴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高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的兴盛,这一点和独尊儒术的朝鲜王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丽佛教,太祖王建对佛教的热忱是不能不提的。据《东国通鉴》卷十九并《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造宫阙。又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于京内,此乃高丽官办寺院之始。纵观王建一朝,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开京内所立之七层宝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层宝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维系国家稳定的考虑。李齐贤所撰之《开国寺重修记》中记载:“天授十八年,太祖用术家之言,造开国寺,募卒伍为工徒,破戈盾充结构,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见,王建利用宗教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白云山内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举如不出于真诚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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