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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会庐主的风格
◎瞿林东

  蒋广学教授以“神会庐主”的名义所写《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为每一篇札记撰写了后论名之曰“神会庐主曰”,这是《读稿札记》睿智的表现,尤其使人感受到古风新韵的典雅和愉悦。
  如果说,在此前的论述中反映了《读稿札记》作者的严谨学风,这一部分文字则更多地反映出作者的洒脱风格:真诚与谦虚,联想与思考,困惑与质疑等,无不凸显出这种洒脱的风格和气质。蒋教授说得好:这一部分“抒发本人阅稿后的思想感受,类似于《史记》太史公曰、《汉书》赞曰、《后汉书》论曰,以及以后诸史书‘史臣曰’之类。之所以要写这一部分,是因为在我看来:思想史当是今人与古人的思想交流,又因古今时代之不同,交流中必有碰撞,必有感情之火花迸发出来。这样的思想史才有光彩。”(《出版说明》)显然,这种“交流”与“碰撞”能使人读来兴致盎然。作者在《读陈其泰、赵永春著〈班固评传〉》后的“神会庐主曰”中写道:
  神会庐主曰:昔者,受梁启超《新史学》判“二十四史,乃二十四家之谱牒”思想的影响,在魏良弢先生邀我给博士生讲“哲学与史学”的课程时,我曾极力宣传二十四史乃二十四姓帝王之家族史、家臣史、家国史,全然不顾史家之批判意识以及他们所展示的广阔而生动的历史场面。故受博士生们的广泛质疑。今读两先生书以及张大可《司马迁评传》,深以往日的无知狂言为耻,又以今后无机会切实改过为恨矣。(《读稿札记》第102页)
  读了这段话,深有感触:蒋教授的真诚、谦虚品格,跃然纸上。当然,蒋教授毕竟言重了,因为梁启超早年关于“二十四史”与家谱有关的说法,影响过许多人。“神会庐主”在这里的坦言,也就是向当年的“广泛质疑”的博士生们致歉了。这也表明了一个教师的良心。
  与此相近的是,蒋教授在《读郑学檬等〈李世民(附魏徵)评传〉》的后论中,就“玄武门事变”发表评论说:
  神会庐主曰:我读《通鉴》,常叹太宗之不仁、魏徵之无义。“玄武门事变”杀了手足兄弟还不算,非斩绝其后不可,何等残忍!昨天还劝太子速杀二郎,而今又为二郎之下奴,何等无耻!今读郑卢书稿,知评价政治人物,首先观其认识历史的深度和创造历史的长度。古有民本神会庐主的风格佛学文摘/5缘悟真谛论,而李、魏则知:政当以民和、心悦为本。以史为鉴,要在创造新史;圣君贤臣,全在民心乐安。特别是今人论古人,切不可以朱熹“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为凭挡住自己的视线,无李世民、魏徵,即无“秋水共长天一色”之盛唐,又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之文章!
  《读稿札记》作者的这一段评论,旨在反省自己对“玄武门事变”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涉及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观念的变化,大可称道。自宋以下(以范祖禹《唐鉴》为代表),历来对“玄武门之变”有不同的评价。“神会庐主”说的“古有民本论,而李(世民)、魏(徵)则知:政当以民和、心悦为本”可谓概括得简而中肯。
  蒋教授是一位富于联想、深于思考的学者,这在“神会庐主曰”中,处处可见。他在《读陈铭〈龚自珍评传〉》一文的后论中,写下这样一段浮想联翩的话语:
  神会庐主曰:鄙人因敬重梁任公而追慕龚定庵,故做了分管本书的副主编。每将两人对读,耳边不免响起了宋玉的《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如果将任公比作“回穴错迕”的耾耾雷声,那么,读陈教授书可知定庵已经是起于青苹之末而吹向溪谷的劲风了。而那生于地的氤氲之气,当是由定庵与默深共奉为师的刘申受。《丛书》未能给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存与、刘逢禄立传当是一件憾事。今后有心者,不知可否加此一传而附于本书之后,让人察觉在晚清闹得天翻地覆的今文经学在隐隐然蕴于“青苹之末”时是何种面目,岂不快哉!
  “神会庐主”的富于联想,在这篇文字中达到极致:从敬重梁启超而追慕龚自珍,于是上溯历史想到了宋玉及其名作《风赋》:继而回过头来,把梁启超比作“雷声”,而把龚自珍比作“劲风”;进而由龚自珍联想到魏源,以及龚、魏二人的老师刘申受(逢禄);最后落脚在希望有意者为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庄、刘作一佳传,以了却“神会庐主”引为“憾事”的一桩心愿。在这里,作者把古代与近代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他自己都联系起来,这或许就是“神会庐”的由来吧。
  “神会庐主曰”还提出了一些感到困惑的问题,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是否有什么“历史机缘”,即陈寿是张华好友,张华与裴頠同朝共事,而裴頠又是裴松之的先人,这或许是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的“历史机缘”。作者诚恳地写道:“或有或无,望未来学者,能解我心中之疑也。”据《宋书·裴松之传》载:“上(宋文帝)使注《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是否存在其他“历史机缘”,宋文帝的指示当是重要的原因。像这样的疑问或困惑,反映了作者的兴趣和思考,也使读者产生“追问”的兴致,以至掩卷而余味未尽。
  “神会庐主曰”中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如作者把杜佑视为“腐败政权之点缀”;把《通典》说成是“专制皇权之修饰”(《读稿札记》271页)。对此,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史学上看,都有商榷空间。这样的事例在《读稿札记》中不多,但还是存在的。
  总起来看,“神会庐主曰”的洒脱风格以及迸发出来的“感情火花”,给《读稿札记》增添了光彩。
  读《读稿札记》获益良多,以札记形式成此钜制,令人赞叹。于是想到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指导子侄辈读书治学时曾指出:
  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今使日逐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札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且其所记虽甚平常,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亦必易于长进,何惮而不为乎!札记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必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则如山径之茅塞矣。(《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一》)
  章学诚在这里讲的是治学的基本功,而蒋广学教授是借助于这种形式,以“二十年的心血”完成一个创造性的学术工程。我们是否可以补充一句:“札记之功,大有可为。”
  综上,蒋广学教授撰写的《读稿札记》可以作为系统的“中国思想家传略”来读,也可以作为“中国学术思想著作提要”来读,希望它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摘自《中华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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