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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校长的风波
◎ 冯友兰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开始了。他们三个本来是联合反对张作霖的,把张作霖赶出关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尖锐了,以冯、阎为一方,以蒋为一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这场战争,北京的教育界也受其影响。有一天晚上,清华学生会开大会,反对罗家伦,要求他辞职,可是这个议案没有通过。第二天,罗家伦就和几个比较熟的人商量对策。这时候,杨振声已到青岛大学当校长去了。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学生会开大会提出了议案,没有通过,学校当局认为没有这回事,照常工作,不必有所表示。另一派认为,学生会开大会讨论校长问题,虽然没有什么议案,但是校长不能装着不知道,必须表示自己不孚众望,引咎辞职。我是赞成第二派意见的。学生大会没有什么决议,是对校长的一个挑战;如果校长没有表示,那就接受了这个侮辱,不敢反击。辞职是一种反击的办法。学生会在这次大会中没有得到什么结果,难保没有第二次以至第三次大会。罗家伦考虑的结果,接受了第二派的意见,一面打电报往南京表示辞职,一面又亲笔写了一个布告,布告里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辞职,又向学生说了些责备的话,发了些牢骚。学生会果然开第二次大会,通过了要求校长辞职的议案。罗家伦也就离开学校往南京去了。
  事后有人责备我,说我不应该主张罗家伦辞职。我反复考虑,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罗家伦不能维持清华的局面,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中,还都是后进,没有什么特殊表现。罗家伦之所以得到清华校长的职位,完全是依靠政治上的势力。赶走张作霖以后,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队,当时称为"中央军",并没有开到北京。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北京卫戍司令,商震是属于阎锡山系统的人,这一任命就表示,南京承认北京是阎锡山的地盘。不过当时,阎锡山还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对于北京的教育界他没有插手。罗家伦就是乘这个机会来接收清华的。冯、阎同南京决裂,凡是靠南京势力的人,本来都应该撤回南京,在北京是站不住的。像清华这样的学校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财政上有充分的来源,阎锡山和他那一派的人有意抢去,罗家伦的辞职是见机而作。如果能在学生开会以前表示辞职,就更主动,就更“漂亮”。
  照当时清华的组织,校长之下有一个校务会议,成员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还有文、法、理、工四院院长,以校长为主席。学校的事情都由校长提交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由校长执行。我进清华的时候,有个秘书长的官衔,我只做了一个学期就辞去了。当时的院长由教授会提名两个候选人,由校长选择一个聘任。我于1929年初辞去秘书长,1931年7月,教授会提名我为文学院长候选人,以后就是院长了。罗家伦离开学校以后,由校务会议推选我为主席,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
  不久,阎锡山就派来新校长了。新校长是乔万选。他也是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以校友的资格拉拢教授,可是在教授们中对这个新校长没有热心的,学生更是反对。他上任来了,一到大门口,就被学生挡驾,只得扫兴而归。大概阎锡山和他手下的人,认为清华不是好惹的,所以对于挡乔万选的驾这件事,没有追问,也没有再派人来。后来冯、阎失败了,阎锡山的势力退回山西,南京的势力又回到北京。可是南京教育部对于清华的问题,没有做出什么处理。罗家伦也没有回来。
  蒋冯阎战争初起的时候,河南有一个军阀叫万选才,接管了河南省政府,他托人向我表示,要我回开封当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河南中山大学就是原来的中州大学。他并且派了我父亲的朋友张嘉谋作为他的代表,来北京下聘书。这位老先生到我家里,高举聘书,放在桌上,然后一鞠躬,说:“这不但是河南当局的意思,也是河南几千万人的希望,请你回去。”这时我已经到清华了。如果当时我还在燕京,我可能就接受聘书,在河南中山大学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我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就婉言谢绝。罗家伦和傅斯年也都劝我不要走。有个河南朋友张仲鲁替我出主意,说是可以暂且答应万选才,可以说清华暂时不能马上回去,由我推荐一个人代理。这样可算是留一个退步,弄不好,也有一个立足之地。这个主意对万选才说了,并推荐张仲鲁作为代理校长。于是万选才就聘请我为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到任前由张仲鲁代理。
  这种作法在当时不是个别的,有些人身兼数职,有些职务由他亲自担任,有些由他的亲信作为代理人,由他遥控,这就成为学阀。我当时也开始走上了学阀的道路。不久冯、阎就失败了,万选才也跟着下台了。有这一段插曲,在南京的势力又回到北京以后,有人对我说,南京对我很不满,认为有“附逆”之嫌,如果没有这一段事,南京要派我接替罗家伦的。可是接替不接替我也不在乎,到清华以后,干了些时行政工作,我觉得当个教授于我最合适。当时清华的教授真够舒服了。每个教授开三门课,有些人把这三门课都集中在三天之内,每星期就有整个三天的囫囵时间归他自己支配。当时有一种说法: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1930年7月下旬,有一天夜里,有人散了些匿名传单,说我把持校务,任用河南人,统治清华。其实,当时在清华做事的河南人有几个,有些是我代理校务会议主席以前就来了的。这些匿名传单所说的“事实”都是捏造。我想有这些匿名传单是一种信号,说明又有哪一方面的势力要进清华了,我要见机而作。我就向南京教育部打电报,说学校秩序不能维持,请催罗校长返校,或另派新校长。经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以部令派周炳琳代理校务,周炳琳不干。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一个大学的校长,最好是由本校的毕业生担任。如果是由别的大学毕业的人担任,那就等于把这个大学作为那个大学的殖民地了,有亡校之痛。周炳琳对我说:“现在清华人对于北大人就有这种想法,罗家伦走了,又一个北大人接,恐怕不好。”周炳琳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不久南京教育部派人对我说;“周炳琳不接,那就由你接吧,不过还是代理校务的名义,以部令发表。”周炳琳说的那种情况是有的,他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我也向南京教育部辞谢了。
  又过一段时间,南京政府发表正式命令,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他当时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南京人不知道为什么找着他。大概南京的人和吴南轩本人都以为原先罗家伦能顺利地接收了清华,吴南轩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不知道形势不同了。在1928年,国民政府的北伐是受到人民拥护的,罗家伦是乘北伐之余威,打着革命的旗帜进入清华的。罗家伦本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是后进,不能说有什么威信,但是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学生领袖,他还不失为一个全国皆知的名人。可是1931年就不同了。北方的人民包括学生在内,反对军阀的统治,北伐军是打倒军阀的,但是后来看出来,他们也不过是新军阀而已。北伐的余威没有了,革命的旗帜也不能号召了。而吴南轩本人确实是无名之辈,不过他终于来了。带来了一个新教务长,是个清华毕业的校友,他大概想靠这位教务长和清华的教授们拉关系。他到校了,原来的校务会议向他办交代后,四个院长同时辞职,吴南轩表示挽留,说是务必要合作,并向四个原院长发出聘书。我们对他说愿意合作,但是照清华的办法,院长要由教授会提名,请校长召集教授会,如果教授会提名中还有我们,我们就接受聘书,不然就不能接受。

摘自《冯友兰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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