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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做去 直道行之
◎ 方广锠

  一、随缘做去
  这要从读《红楼梦》谈起。
  20世纪60年代初,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哥哥带我到他所在工厂的俱乐部,托付给图书室女管理员,自己与几个朋友另开游戏项目。管理员圆圆的脸,圆圆的眼,十分慈祥,笑眯眯地对我说:“想看什么书,就自己拿。”我浏览了一番,发现一个书柜中锁着几本精装书,书名叫《石头记》。回忆儿时家中有一只茶壶,上面一弯圆窗,窗后一个古装美人,窗前几棵芭蕉,站着另两个美人。壶上三个字“石头记”。当时自己还小,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很美。这个茶壶后来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上面的图案一直留在脑海深处。看到有叫“石头记”的书,不觉惊异,而且踊跃。因为书柜锁着,便叫来管理员,指着《石头记》说:“我想看这书。”没有料到,管理员的圆脸突然变长,圆眼睛也突然变小,生硬地说:“小孩不能看这种书。”以下的事,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她给我推荐了另一本当时颇为流行的小说。是什么小说,我现在也回忆不起来,但管理员当时那种吃惊、鄙夷、不屑的神情,至今仍在眼前。不过,确是领略了看好书的满足感。
  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过后,我到农村当农民。三年半的劳动生涯,伴随我的是一箱书,其中自然就有那部《红楼梦》。这部书是我看的遍数最多的。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一位伟人曾经就《红楼梦》说过这样的话:“不看五遍,没有发言权。”当时,我至少看了十遍,以致所有的故事情节几乎都可以复述。大千世界,上下五千年,左右三万里,而竟能在此时、此地,遇斯人、斯事,非缘何谓?既有斯缘,何敢不惜?惜缘随缘走,顺水推小舟。随缘做去,的确自有一定的道理。缘会事成,缘散事灭。如行云,如流水。人生本来就是一份洒脱,像一首乐曲在夜空中奏响,又消失在夜空中。又何必徒自强求,徒自扭曲,徒自苦恼!自己成为一个佛教研究者,或者就起源于当时的那番感受吧!
  二、直道行之
  随缘做去,也有一个怎么做的问题。
  商潮冲天,钱浪排空,真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学者碗里的饭也越来越浅,怎么办?是否也跟着下商海,捞稻草?应酬场中,连得高帽数顶,怎么办?是否也在对方笑眯眯的脸上贴上几片金?有人利用文人脸薄,不好意思言利的性格趁机“宰熟”,怎么办?我一直主张:为能随缘做去,必须直道行之。
  什么叫直道行之?就是循正道而行。释迦牟尼初转法轮曾讲“八正道”。是正人就要循正道。“道”者,天地之理也。天理无外乎人心,也就是秉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对得起别人,对得起自己,清夜扪心不出汗。再说简单一点,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傲人,不媚人,不己屈,不己慢。对那些惯于宰人的,就要拉下脸;对那些善于捣鬼的,就要戳穿他。同样,能帮人时帮一把,多积阴德多积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直道。唯其能行直道,才能行恕道。揣摩别人的心思,仰看别人脸色以说话行事是媚道;堂堂正正,言其当言,行其当行是直道。唯其能弃媚道,才能行直道。当此人欲横流之际,所好者名,所欲者利,所求者权,所爱者色,唯其能淡泊于名利,鄙视于权色,才是真直道。
  照这样说,行直道不是很难吗?佛教说“人身难得”,看来得了人身以后做人更难。其实不然。春夏秋冬四季演化,日升月沉斗柄旋转,万物自有其规律。就好比篮球赛、足球赛都有它的规则一样。照规律办事,照游戏规则办事,有何难哉!说到底,无非是孔夫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   
  虽说人人应该各循其理,各尽其职,各安其分,但现实世界多的是越界犯规,多的是曲道、媚道、枉道、邪道。唯其如此,我们才更应该行直道。我的一个老师这样说:好人与坏人斗,好人常常斗不过坏人。但我们还是要做好人。
  世界实际是共业所成。讲曲道的人多了,世界也就被扭曲了。在一个被扭曲的世界中,要讲直道是比较难的。不过反之亦然,如果大家都来讲直道,这个世界也就变直了。在一个正直的世界中,有人要想行曲道,同样也不那么容易。用两道笔直的护墙把一条笔直的公路拦起来,开车的要想不撞墙,只有走直道。既然如此,何不大家都来走直道!直道行之,其实最简单、最省事。它使复杂的人生变得明快,变得轻松。
  三、不变随缘
  佛教有所谓“不变随缘”,我很欣赏。做人的原则不变,追求的理想不变。至于其他一切,咳,随缘!曾坐春风点愚迟。人的一生有几个转折是影响终身的,这种转折自然也使人终生难忘。
  我是1967届的高中生,高二那年遇到“文化大革命”,其后下乡插队,再以后到新疆塔城地区师范学校去教学。其实,我起初是作为师范班的学生被招收入学的,当年招收的师范班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甚至有小学生。教材则大体是初中水平。所以入学没有几天,就被抽出来,干脆当教师。先教初中班,后教师范班。我教的师范班中,学历最高的两位,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而现在我却给她们当班主任。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乱世闹出来的笑话。
  常言说“学而后知不足”,对我来说则是“教更知底子差”。所以,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一个深造的机会,哪怕进修也行。得到学校领导的同意后,曾经给新疆大学、甘肃师范学院等学校写过信,希望接受进修。然而如石沉大海,未有回答。1978年考人社科院研究生院,深造的愿望终于实现。我曾经在一篇短文《我与佛教》中提及当时的经历。至今,我深深感谢给了我这一机会的黄心川先生,感谢给予助缘的诸多人士。
  回忆从1978年到1981年在研究生院的三年学习,确是奠定我此后人生道路的重要时期。
  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亚系。当时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舍,借住北师大的房子。由于南亚系附属于南亚所,而南亚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所以我们南亚系设在北大,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完全在北大度过。同学17人,部分属于社科院研究生院,部分属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部。由于我们这些属于社科院的研究生与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同住29楼,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所以也归北京大学研究生部管理,拥有北大学籍,戴北大教工校徽。记得我的北大学号是7817517。当时学习的主要专业课有黄心川先生的印度宗教哲学、季羡林先生的印度历史讲座、任继愈先生的佛教概论与古汉语等。
  黄先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当时共指导三个研究生,还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南亚研究所两个所的副所长,加上自己的科研工作,十分繁忙。每次听讲只有三人,但他犹如面对满堂学生,讲课一丝不苟。黄先生苏南口音较重,讲话一快,口音就更重。同学朱明忠、姚卫群是北方人,开始时感到不适应,幸亏黄先生发有教材,大家都事先预习,所以问题不大。我对于印度哲学完全是门外汉。由黄先生一步一步地引领,才算逐渐入门。由于入学考试前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的文章,所以黄先生指定我的研究方向为印度佛教,我体会中观理论是关键。 开始时不能理解与掌握那套“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中道观。一日清晨在沿着燕南园东墙向图书馆去的路上,忽如醍醐灌顶,顿时豁然。至今记得当时的一刹那,那阳光,那虎皮墙,那墙头伸出的绿树,那清新的空气与四周涌来的嘈杂人声。这就是所谓的“顿悟”吧。此后学习其他佛教理论,自觉再也没有窒碍。虽然后来我主要从事中国佛教文献学的研究,有了印度佛教这个底子,对中国佛教的一些关节点也就看得更清楚。我经常提醒一些研究中国佛教的朋友,能认真学一点印度佛教,对研究中国佛教大有好处。我的兴趣比较广泛,黄先生数次教导我,不能羊头上摸摸,狗头上摸摸,做学问要专一。每当被其他问题吸引时,就会想起黄先生的话,勒住心猿意马,回到自己的课题上。

摘自《方广锠序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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