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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佛教让文物说话
◎ 陈永革

  “河西”地区指今天甘肃的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是佛教地理学意义上最先中国化的区域之一。佛教中国化过程与民族交融同步,是河西佛教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河西佛教有三大关键词:河西石窟寺(群)、河西沙门及其译经群体、佛教文化的传播与民族间交融。  
  河西石窟寺(群)是河西佛教文化最直观的文化样式,位居中古时期中华石窟六大绘画造像艺术群系之首,充分体现了河西佛教文化的历史性、地域性与丰富性。
  河西石窟的创建晚于西域石窟,但其规模却远远超过西域石窟。河西地区历经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自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张轨主政(担任凉州刺史)之后,佛教开始进入落地生根的起始阶段。在此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源于西域的佛教“石窟塔寺”建筑出现于河西地区。“石窟塔寺”的出现,堪称佛教文化被民众接纳的一大标识。通过以敦煌莫高窟为典型代表的河西石窟寺的相继修建,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河西地区佛教的始兴景象。
  河西地区的佛教石窟寺表现出群落现象,后经历代整修,至今得以较好存留。相比江南地区以木建构为主的寺院,河西石窟寺的毁废现象少了许多,成为佛教考古及文物的大宝藏。
  河西沙门及其译经群体是佛教中国化初期最具有创始意义的僧人群体,充分体现了河西佛教文化的创造性活动。河西佛教初兴于西晋时期,甫一登场,即出手不凡。西晋佛教文化界有“四大佛教翻译大家”,其中三位与河西佛教密切相关。当时佛经翻译之盛,无出河西之右者。号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231-308)在河西组织翻译《般若经》等佛教典籍。位居“中国佛经三大翻译家”之首的鸠摩罗什(344-413年) ,一度居留凉州弘扬佛法,与河西佛教结下甚深法缘。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 (385—433年)。
  佛教经典的汉译既是佛教中国化的文化基础,更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表达。河西地区的译梵为华、译胡为华,这些佛教中国化初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弘法活动,都离不开当时河西地区整体的社会文化生态。汉晋易代之乱使中原饱受战乱,中原之士纷纷西迁。因此,河西地区短期之内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资治通鉴》所谓“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至十六国时期,承西晋士习之风,河西地区同样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昙无谶在河西翻译《大般涅槃经》,鉴于《大般涅槃经》在佛教经典中的殊胜地位,其译梵为华之举,标志着此一时期的河西沙门群体引领佛教中国化风气之先。而藉河西沙门的译经活动,更让河西地区堪称当时的佛教文化中心区域。
  其后,北魏统一北方。由于北方战乱,河西僧人开始辗转各地,特别是进入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地区,甚至南下江南。此举虽然导致河西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河西佛教却因此而转向另一维度的发展——表现为此一时期河西地区佛教石窟和寺院大量兴建,如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等体现了当时河西佛教的继续扩展。
  隋唐时期,河西佛教进入繁荣期,并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文化形态。至此,河西佛教完全脱离了作为“西域佛教”与“中原佛教”之间的佛教通道的“中介”地位,并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河西佛教历史文化还表现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与民族间的交融。“河西”是佛教地理学意义上最先中国化的区域之一,同时,其佛教中国化过程与民族交融同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杜继文曾提出“中国佛教的多民族性”一说,认为佛教的传入及其僧侣阶层的形成,似乎可以视之为超越阶级对立和民族对抗的“第三种力量”,即一种以非世间、超政治的面貌游离于任何政治集团,但也可以为任何政治集团所利用的社会力量。历史上,西北地区民族交融的复杂过程中,在政治与经济的主导性力量之外,佛教文化显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助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北地区(包括“河西地区”)佛教文化扩展其影响与西北诸民族交融过程的同步性,堪称佛教中国化的展开效应。

摘自《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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