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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牟复礼

  周朝的繁荣被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770年中亚蛮族(犬戎)的入侵终止了。周王将都城东迁到黄河岸边的洛邑(今洛阳)。从此周王所辖的范围便沦为一个小国,周围环伺的是不断相互吞并减少的侯强。这些诸侯虽然实质上已然独立,但长期以来一直奉周为宗主。周已经完全文治了(civilized),换句话说就是非军事化了。周的力量已经完全礼仪化——神权取代了现实的权力。儒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周王国社会的非军事化,儒作为臣僚,其重要性超过了日益沉沦的士。士是周朝级别最低的世袭贵族,这个曾经跟儒形同水火的竞争阶层最后逐渐和儒融合为一。此时,战争技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车战终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军团,骑兵也被运用到战争中,这一切导致了士阶层几乎无所致用。他们开始对儒的传统和作用非常认同,以至于儒和士成了同义词。在后来的汉语中,士也可解作“文人”,仕则尤指“文官”。
  正像士是先前周朝军事上的保卫者一样,儒从中周以后取代了士的军事力量,成了周王神权正统的捍卫者。儒者们运用其知识成功地维持周的宗主权力,让周的国祚又延续了五百年。周朝的统治竟然能延续到公元前256年,这足以证明儒者的成功:他们树立正统的典范,并在这些典范早已失去现实力量之后仍赋予其丰富的意义。
  孔子虽然自称是殷人后裔、专精典籍授学,但他又有很多旧周士人的质直性格。他在精神上同时承嗣了儒和士,他本身就是儒士合流的明证。他毕生所为的结果就是完成了这个融合的过程。他给“圣人”理想赋予了一个新的普遍化的诠释,它保留了先前儒与士两种理想之间的内部张力,但又将其整合在一个一致的意识形态基础里。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历史的分水岭,时局动荡、变化剧烈、上下失序,在这分崩离析的时代中却发生着最关键的转变。这种时势激发了对这些剧变富于创造力的回应,产生了对人的各种问题的系统反思——或者称之为哲学,入世的风险也催生了对生命的终极思考。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觉的哲学家。他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更多的哲人,他们跟孔子的哲学观点或远或近,为后世的思想初辟了全部疆域和蓝图。孔子和他的学派引领着这个思想领域的一端,并且以尚古和保守为特征。 儒家的各派大多具有强烈的道德感(ethical sense)、社会责任以及对同时代问题的建设性、理性的解决方案。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之时。铁已经广泛用于制造农具和兵器,农具等技术的改进提高了农业的产量,农民也从中周之后摆脱了被桎梏在土地上的处境(如同中世纪欧洲的农奴),成了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人们开始拥有固定的姓氏,这比世界上其他社会早一千五百年。旧时代的贵族失去了世袭的权利,尤其是在国家和地方世袭官爵的权利。社会下层有了很多跻身上层的机会。
  诸侯国之间在经济、战争、外交方面的竞争,为贤能之士提供了一个不再拘泥于家世出身的舞台。
  各国竞相变法,政府迅速垄断贸易和工商业,统治形式越发高效,一国的壮大常以邻国的损失为代价。社会道德方面,源远流长的价值观被弃如敝履,兵衅的荼毒日益频繁残酷,这些社会剧变的恶果如此常见,深深震撼了孔子。其实,他本人并没有什么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处于岌岌可危中,他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从不狭隘拘泥。相反,他的这些回应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论他自己是否清楚——他为一个新的社会创造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尽管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新社会,甚至也不会认同这个社会。正因如此,一些现代学者还在争议:他到底是个复古派,还是革新派?是仅仅“祖述尧舜”,还是戮力维新?
  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于今山东西南的鲁国,他姓孔,名丘。“夫子”是敬称,意为“哲人”。到16、17世纪,“孔夫子”被欧洲人拉丁化为“Confucius”。
  鲁是周公的封地,它呵护着周代最古远高贵的文化传统,自矜于它和初周最近切纯正的血缘纽带。孔子的祖父原居宋,宋是商朝王室后裔的封地,而后亡宋奔周,并在那里过了一段小有起色的贵族生活。但到了迁居鲁国时,这个家族已经没落了,他们是政治动荡、社会激变的牺牲品。
  孔子立志靠自己赢得一条仕途,但他的确不适合作朝臣。在他的时代,做官必须要甘于谄媚逢迎,攀附权贵,为主人出谋划策,不计道义原则。对于这种活法,孔子的性格过于耿直苛刻了,他成了让当权者见而生厌的人。他坚守自己的原则,而且由于他的博学无与伦比,他总是能为他的原则找到知识来辩护。他在鲁君那里当了一段小官,经过几年求鲁君垂青而不得,只好去周游列国,辗转十年寄望于找到能采信他的明君。
  公元前484年,失望的孔子回到鲁国,五年后于鲁溘然而逝。在他自己或同代人看来,他毫无建树。一个门徒曾问过他如何评价自己,孔子的回答可说是他最贴切的墓志铭:“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可谓谦逊有加,他可能是有意如此,不过的确没有反映出他的创造力和巨大成就。孔子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先代文化的传声筒,但实际上,他至少有三项创造,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文明中持久的特征。这三者和儒家思想一起开始被称为儒者之学,我们称之为儒家,我们视其为最能定义中国文明特质的成分之一。他对一个文明的塑造力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第一个创造就是私人讲学,孔子毕生都是一个学者。孔子之时,人们已经把学识看做可以济世的重要手段。尽管如此,周朝除了为预备官员和低层官员进行的任职培训之外,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这些人与生俱来就有世袭的特权,在出仕之前就已经受过了初步的家学熏陶。职业的教师和学校还没有出现。孔子不经意间成了第一个职业教师。作为鲁国最渊博的人,孔子担任着一个无足轻重的官,经常有人来向他请教,这状况愈发频繁,直到最后成了孔子的主业。他想来一定非常擅长,终于成了他的职业。
  他作为一个预备官员,实际却做了四十年的教师,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担当大任,但却无可作为,亦无所进展。在结束了十年的列国周游之后,他终于真切地明白了,他“真正的大任”永远也不会降临在他的肩头,教师才是他的天职。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甘心于此,他的教育总是有着现实指向,而不是超然世外。他建立了一种跟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师—生”模式,这一模式是如此有效,竟很快成了垂范整个社会的标准,历代沿袭,不可取代。
  孔子的第二个创造和第一个紧密相关,它们的意义和持久性是互为解释的。孔子确立了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理想。尽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教育是十分专门的,但孔子坚信一种更全面开放的技艺的学习(liberal arts)。它包括研习经典,尤其是诗、书和礼等;对这些经典的研习既包括哲学层面,也包括实践层面,换言之,不仅仅涉及语言和文学,还有历史和伦理;但研习的重中之重则是什么才是为政的正途。除了研究经典之外,教育内容还有音乐和体育( 此处体育实际指射和御)。
  这种非职业化且非专门化的教育跟十八九世纪英国绅士为服务政府所进行的培养是不一样的,孔子确立的这些教育内容在此后中国两千五百年间一直是所有知识分子所要接受的,以备用公济世时的各种需要,如平叛、凿渠、税赋、书史等等。直到晚近,政府疲于应付社会现代化的复杂需要之时,这些教育仍能敷用。这种教育没有无法完善的痼疾,而是一种理性开放的教育,它跟文明一起成长而不会变得贫瘠、僵化。孔子在其有生之年确立了这种教育核心文本,传授这些文本的方法,以及衡量个人进展的理想标准。
  孔子的教育被忠实地传承下来,不论朝代变迁、世易时移。然而原始儒家的精神内涵则在后世不断更新,这恰离不开孔子教导的方法——对经典的仔细研读。纵观中国历史,革新的特点就是总是采取一种援古判今的形式来矫正当下的实践和误读。每个人都有权力和责任给出孔子之教和经典习用的权威解释。每个自许的革新者都可以将古代的观点拿来做权威,这其间,自然有对有错,有真心的、有利用的,对这些古代观点,谁解读的更具“权威性”,完全取决于智慧和学识的高低,对经典的诠释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
  孔子的第三个创造,也是最难评价亦最难解释的一个创造就是孔子的学生有各种出身,他把这当成一条原则。在他的数十名可考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弟子中,只有两个是贵族,其他都是庶民,很多甚至出身卑贱。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说,孔子希望恢复周初的那种社会标准,但他却一直在破坏那种社会赖以维持的特权制度,这种制度保证特权者自动袭得官职,“君子”或者贵族子弟就是这样的特权者。孔子坚称:君子应该用来称呼那些德行智慧卓然其上的“圣人”,任何人达到“圣人”的标准才能作“君子”。这一革命性的界说抛弃了旧的界定之后获得了系统的表述。当然,也可以这样争论:孔子这样说的目的是想以此挑战贵族阶层,激励他们担当自己的重任。不过他的确吸收各种出身、各个阶层的人作为他的门徒,教导他们成为“圣人”;同时孔子把这一目的赞誉为教育的真正准则,这都让我们对孔子的意图有了不同的解释。我们当然不能证明,孔子是从他的教育中寻求意识形态上的根据,来理解和指望社会更迭变化的。孔子的教育一直在倡导一种规范和激励社会流动的机制,他为这个开放社会的理想进行了辩护。然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是一个讼议纷纭的话题,尤其是在当代中国。

摘自《中国思想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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