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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寺里的 文学馆
吴福辉

  1985年初,中国现代文学馆具备了开馆的条件。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成立的消息。3月26日这天,文学馆的发起人、名誉馆长巴金亲自主持开馆典礼。文学馆是巴老的一个理想。他有许多理想,这个晚年的理想终于在他手里实现了。当他从上海赶来,坐着轮椅进入万寿寺西院第六进大悲坛的礼堂时,他是欣慰的。参加典礼的二百多位现代著名作家也是深感欣慰的。连胡风这样复出后几乎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作家,也来了。王蒙、巴金、胡乔木先后致词。在大门口终于挂上了叶圣老在目力成双影的情况下书写的馆牌。数天后,4月4日,巴金为了见全馆人员又一次来到万寿寺。他一进门就摸出鼓鼓的信封袋,交代这是来京后得到的稿费现金。并宣布,在已经捐出15万元(不要忘掉这是有“万元户”称呼的1985年)的基础上,今后将把自己的每一笔稿费,无论多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全部作为文学馆的基金捐出。记得那天还请他看了“文库”,包括他的“巴金文库”。他赠给馆里的自己著作(包括《家》等代表作品的世界各国译本)都是他一本本从上海寓所的书架亲自挑选、包好寄出的,许多都重新题签,说明书的来历、版本的特殊性等。还有大量别的现代作家送他的签名本,如鲁迅赠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仅印77本国内赠送10本,给我们的这本,上有鲁迅亲题的第七本的“七”字。另有鲁迅、郑振铎合作编的《北平笺谱》一函六册,当年只印100部,这本是送巴金的第94部,上面有鲁迅、郑振铎的签名,第“九十四”三字看笔迹似也是鲁迅的。如今这都是极富文物价值的镇馆之宝了。这次参观后,巴金继续赠书,甚至因事必躬亲,不要李小林等的帮助,他还在取书时摔了一次。现在馆里他“文库”所藏共8千册珍贵书刊,还不算他以后赠的书信、手稿等。从这次来京参加文学馆开馆后,巴金再也没有能到北京来过。这就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望文学馆了,尽管他的关怀在日后的岁月里从没有一刻停止过。
  回忆老馆草创时期,充满了艰辛。文学馆的领导年龄有些偏大,造成交接周期稍短。杨犁有夺回失去时间的那股子劲儿,顶真、严厉,处处身体力行。在上海出差去见巴老、赵清阁、赵家璧、魏绍昌,他能坐公交就坐公交,虽然巴老再三把他的车子让我们坐。住在延安西路美丽园招待所的房子里,还坚持与我两人一室。后来任命了副馆长刘麟、舒乙做他的助手。到1991年杨、刘两位离休,李凖为第二任馆长,舒乙为常务副馆长,我做助手(周明到馆时舒乙已是第三任馆长了)。巴老反复交代,乘老作家许多还健在,抢救资料是工作重点。我们就是按此方针办的。给我印象鲜明的是,冰心、萧乾最操心文学馆,一幅字画、一枚奖章、一块碑石地把东西送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萧三、张天翼、周扬等生前或身后的捐献最为丰富。茅盾《子夜》的手稿、闻一多失而复得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手稿价值连城。《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的手稿都可“等身”,有的是十易其稿写出的。尤其是许地山为编梵文字典所抄写的八万张卡片,岂止“等身”,摞起来竟有5米多高!还有海外李辉英留下遗嘱给了我们全部藏书。林海音将他们夫妇办的纯文学出版社的全部书籍、他们家族十几个作家林林总总的作品都赠送了一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不远万里送来老舍1920年代在伦敦教汉语的16盘灵格风中文留声机片,这是中国作家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声音。翻译家高莽的作家画也很有特点,每一幅都有当事人的题款,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一代文人的离世,弥足珍贵了。我们在那十几年里还尽可能地去给作家拍照、录像、录音。我本人就参加过文学馆一天之内按沙汀访问冰心、访问吴组缃的顺序,在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大学朗润园拍摄的全过程,至今难于忘怀。我读过孙犁晚年的散文,那里清楚地记载着文学馆女工作人员冬日访他,并替他录音的场面。到了上世纪末,文学馆的专业图书已藏13万册,文库30多个,算是初具规模了。
  那时的物质条件差,但大家的精神面貌丝毫不差。我们在搜集现代文学资料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学教育、普及活动。如没有展览厅,就与附近的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等联合举办巴金、冰心、老舍、丁玲、萧乾、胡风、阳翰笙、沙汀和艾芜、陈白尘、臧克家等十四五个生平创作展。开过青年学者参加的第一届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座谈会。条件差到代表就在“庙”里住宿,每顿饭步行到紫竹院的一个饭铺去吃,但是现在全国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科带头人,回忆起这个“盛会”还十分神往。在1985年我们不顾自己的经费不足,毅然接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一期补贴五千元到现在继续补贴,已经过去23个年头了,我还没有忘记与杨犁到北大镜春园王瑶先生寓所去谈刊物的情景。我在这个文学馆与学会合编的刊物编辑部,也工作了整整23年。我们还举办过小型多样的学术活动,发挥我们民间团体的弹性,把一些别人不便纪念的作家的会,放到馆里来开。比如在“胡风集团”或一些敏感问题未彻底解决前,举办过胡风、路翎、聂绀弩的学术研讨活动。我们请过国内外著名学者,从日本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到上海的“左联”研究专家丁景唐老,到馆讲演。我们在北京最早举办学术普及讲演。那时的周末,馆里小礼堂经常被从通县赶来听讲的热情听众挤得爆满。文学馆的星期讲坛一直延续到新馆,一度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很有些气候。
  这样,文学馆在万寿寺办了十五年。我们对院子里的楼阁、游廊、古树、青草、松鼠都有了感情,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它,为了文学馆的明天。因为古建筑再好,是人家的,而且它有一万条优点却有一条缺陷是难于进行现代化的资料收藏、利用和展示。还是巴老及时为文学馆铺路,他和冰心都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致函,要求择地另建新馆。这个新馆从芍药居的菜地,变成今日充满现代民族气派的馆舍,作协和馆里的上下同仁所付出的汗水,是无法估量的。2000年的10月,我们搬进了明亮的有朝气的文学馆。文学气味浓厚的馆舍环境,多彩的藏品,管理的提高(在北京也属首先引入“志愿人员”的单位),展现了新的面貌,不仅仅是拥有巴金的手印门把、现代文学的玻璃彩画、壁画、作家签名巨瓶,“大师展”、“通史展”等而已。我觉得即使“文库展”一项,其展出的形式和内涵,在国内外也是独有的。便是大门一侧熊秉明别出一格的鲁迅塑像,试想熊秉明既是美术家又是哲学家,是熊庆来之子,又是杨振宁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的同学,他以80高龄跨山越海来为这尊鲁迅半脸铜像亲手焊接,这该有多少文化含量,该有多少故事好讲。新馆的展览、讲演、收藏都上了新的台阶。唐弢五万册极珍贵的藏书,经与全国兄弟馆的竞争才获得。“唐弢文库”的建立标志着文学馆1949年前书刊的收藏大体齐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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