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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前又见燕归迟
 陆 扬

  原本平静地度过旧历年,因突然传来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先生去世的消息,而让人倍感惆怅。牟先生于大年初二(二月十日)的晚上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今天在大陆及台湾年轻一辈的学人可能对牟先生一生的成就所知有限,但任何熟悉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美汉学及中国史研究变迁的人是不应该不知道牟先生的贡献和地位的。我在过去十几年中所见到西方的中国学专家亦可谓多不胜数,但若以人品,学问和见识三者等量齐观的话,能超越牟先生境界的恐怕是没有的。他充满创造力的学术生涯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的建立与成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这是纪念他的一生不能不特别强调的部分。
  50年代中,普大还没有独立的东亚研究系,更谈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国文史研究,连牟先生自己都是隶属于东方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的教授。该系以近东伊斯兰研究为主导。1968 年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建立,以牟先生的推动最为关键,所以称其为普大东亚系之父并不过分。我们今天可能已很难想象当时在美国人文学界的格局下东西方文化比重之悬殊。虽然牟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家,但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向来是采取文史不分家的态度。也正由于此,他和当时强调科学化的正统西洋史学取径不同。比如与牟先生同时在普大任教而执西洋史牛耳的大师史东(Lawrence Stone)虽然对牟先生很尊敬,但对人提到牟先生时总称他为 expert in Chinese literature,而不称其为 historian。因为在史东看来,像诗人高青丘这样的课题仅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算不得是真正严肃的史学题目。这种区分在当今西方人文界已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但这一词之差却恰恰体现出在当时的环境下,牟先生为中国文史研究创出一片天地,需要何等的自信和从容不迫的态度……但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的影响并不止此。他对普大东亚研究资源的积累作出的贡献同样地意义深远。首先是他对普大葛斯德图书馆发展的关注。虽然葛斯德图书馆在牟先生来之前就已是收藏中国文史珍本善本最有名的中心之一,但整体的图书收藏尚远不及哈佛燕京等其他老牌东亚图书馆。这种情况在牟先生任教期间就完全改观了,葛斯德的中国文史方面书籍的收藏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到他荣退之时,藏书的完整和丰富都已举世公认了。
  在牟先生任教期间,普大的东亚系成立并发展为人才济济的一方雄镇。光就中国史而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除了牟先生负责明清以外,隋唐方面有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大陆多误译为崔瑞德)先生,宋史则有刘子健先生,都是各自学门在西方的代表人物,所以一时间普大有中华帝国的称誉。虽然于80年代后期牟、刘二先生相继退休,余英时先生的到来又使这一盛况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往往有其所谓的传奇(legend)故事。我90年代初才来到普大,所以无资格细数此间东亚研究创业期的人事掌故。但有一个和牟先生有关的小传奇则是耳熟能详的。牟先生的夫人极多才多艺,制得一手好陶瓷。当年牟先生为了让东亚系的研究生有一个讨论研究心得的场合,特地创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茶会。茶会的名字叫 Cracked Pot,字面的意思是“有裂缝的茶壶”。这当然是因为茶会所用的茶壶出于牟太太之手,上面的确有一道裂痕。但其名之所以起得很贴切是英文中“cracked pot”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是指痴狂之人。此名用来形容研究生初生之犊的无畏精神可谓妙语双关,且富有禅意。这一茶会延续至今,可惜这一代的研究生中仅有极少数知其渊源了。
  牟先生是我见过最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文说的最为标准典雅的西方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有极高的语言天分,亦是由他特定的学术背景所致。牟先生在二战期间参加了由赵元任先生所主持的美军汉语培训班。担任赵先生助教的是杨联升先生。这一班为后代培养了许多极重要的中国学家,而牟先生在班上是第一名。美国治日本史的大家,后来也是普大东亚系的创系人之一的 Marius Jansen,当时也正在日语班接受训练。牟先生在抗战后期到中国,从成都到南京,再到北平,所接触到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中国学者。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听过包括向达、启功等先生们的课,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明史专家王崇武。据牟先生自己的回忆,当年他到中国求学,曾和顾颉刚先生等很多知名学者围在饭桌边一起聊天。当时顾先生问各位在座的先生们有谁愿意来指导这位年轻的美国学生。在场的都是饱学之士,但可能都觉得这不是一件有多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就一个推一个,直到最后王崇武先生因为喝得有些醉了,没能推托成功,便收下了这个洋徒弟,也因此指导牟先生走上研究明史的道路。这当然是一则令人莞尔的故事,让人认识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一个学者的身上所能发生的作用。但回顾牟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想见他当年的可塑性之强。
  ……牟先生在明史方面的工作以主持两大本《剑桥明代史》的编写而达到高潮。我不治明史,且这部著作的影响已有公论,这里就从略了。值得一提的是牟复礼先生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 ——《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这是给本科生读的先秦诸子思想介绍,在一百多页的短短篇幅中,对儒法名墨的特色和交互关系的阐述既清楚又观点独到。其笔锋带着同情的幽默,真是高手所为,到现在都是西方大学里中国思想史课的基本读物之一。据牟先生自己说,他到普大开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早期思想。他对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另一贡献就是翻译萧公权先生的杰作《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篇幅庞大,且微言大义,引用文献无数,英译者所面临的挑战自不言而喻。更何况以牟先生的学术标准,他是决不肯草率从事的。他出于对萧公权先生的尊敬和对这部著作的价值的重视,间断花了许多时间,并特地为此休假一年,到萧先生执教的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专心从事此书的翻译。虽然最后仅完成并出版全书翻译的一半,这已经是继 Derk Bodde 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西方对中文学术著作介绍的里程碑。好像在牟先生之后西方学界就无人成就类似规模的工作了。译文的质量如何,读者只需比较一下原文就可判断,这里也不需我多说。牟先生写作的文笔一向练达而幽默,和他为人的风格很接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风格上它与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文字有相似之处。……
  牟先生一生最后一部大书是长达一千页的《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的综合,也是我见到的有关这九百年中国史的西文通史性著作中最详尽的一部。……书的价值自然也不需我多赞一词,但我一直特别欣赏其中论及周边民族政权和蒙元史的部分,并折服于他对历朝和周边关系的那种明晰而平允的讨论。我曾在此书出版之后写信给牟先生,表示希望能有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牟先生很谦逊地回复说,这书里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他同时亦表示出版中译本的时机或许尚未成熟。但我总希望不久的将来他这部论著能有译本与在中国的读者见面。
  我对牟先生的了解是从进普大开始的,从读他的《中国思想之渊源》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3年,当时他已退休多年,且已移居到景色瑰丽、空气清新的科罗拉多山中,但每年还是到普林斯顿来小住两三个月以便查阅图书和做研究。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说话很平和风趣,看不出是个经常要和病症抗争的人。他当时和杜希德先生合编《剑桥中国史·明代史》的第二册,当他知道我师从杜希德先生时,就和我谈起了他的这项工作,并用中文说“我在山上随时听他指挥”,这个“他”指杜希德先生。但他用标准的京片子来讲,听来好玩极了,让我顿时觉得和他亲近了许多。我最后一次见到牟先生应该是在1995年的春天,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突然说要送我一样东西。等我收到赠品时才知道这是他所藏大慧宗杲的《宗门武库》,是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刊印的版本。尤其珍贵的是全书有杨联升先生的标点和批校。当时牟先生知道我开始任教,特别以此来对我加以鼓励。我一直要到最近才体悟到他大概是要我像接受禅门的衣钵那样继承前辈先生的学风。

  摘自《中国思想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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