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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的禅慧之交
◎李爱民

  盛唐时代,禅慧之交是部分士人交往的方式。从佛教方面看,僧侣期望禅法在世俗社会得到传播。侯莫陈琰先后向老安和神秀(606——706)求法,“理符心会,意授口诀,二十余年,遂获道果”。离别之际,神秀勉励他:“汝已智达,辩才无碍,宜以智达为名。道在白衣,吾无忧矣”,希望他在社会上传法。侯莫陈琰“欲导引迷俗,故往来人间,时游洛中,或诣河北”,在东都等地传法,“迎门拥篲,不可胜纪,因而得度者岁有其人焉。”
  禅法在开元时期得到持续传播。严挺之( 673 - 742)是积极的传播者,曾劝说张九龄(678 -740)修习禅法。张九龄与严挺之、袁仁敬(663 -733)、梁升卿、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终始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旧唐书》卷99)张、严二人的交谊可能开始于任京职期间。严挺之开元初任考功员外郎、考功郎中,迁给事中。张九龄景龙元年(707)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历任左拾遗、左补阙、礼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十一月,由中书舍人转任太常少卿,后历任冀州、洪州刺史。约在开元十六年,张九龄与严挺之书函往复,讨论禅、修行和个人处境。只有张九龄的信留存下来,但也可见禅在士人中传播的具体情形。
  开元十五年三月,张九龄转任洪州刺史之后,心境不佳。严挺之多次写信,“慰诲累及”。这令张九龄感到“情义已积,昆弟无喻,人生相知,可谓厚矣”。他又感受到政敌的压制,请求给事中严挺之庇护。严挺之认为他“汲汲于声名”,回函劝勉,“约以庄生之言,博以东山之法,晓导精至”,用道家学说与禅法开导,使之化解郁结之气。张九龄认为对方没有体谅自己的处境,直陈“以孤特之身,处背憎之地”,而朝中排挤者“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称其服,又加之谗间”。即使远离朝廷,还有迫在眉睫的危险:“犹有余衅,巧言潜构,期仆倾危,故使者之来,怒于心而色于事。”进取之心遭遇打击,带来心理紧张。在此心境下,他感到宗教修为不足以缓解压抑情绪:“彼二教者,忘情灭识,无有缠爱,故福至不喜,祸至不忧”,而自己“养亲,岂复割离恩爱”,他抱怨严挺之“宁不我知,而有此诲?”但也不忘自我开解:“今专典一州,盖幸遇已甚,而平生万事,为寒暑所移,虽忝簪缨,若坠泉壑者耳,诚耻令名之不副宠章也。”(《达严给事书》)
  张九龄视严挺之为知己,直陈处境和心境,又不满严挺之的安慰,甚至排斥东山禅法。他的性格“善恶太分,背憎者众”,“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他的个性不肯轻易屈服,难以接受严挺之谦抑处世的劝说。
 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他由宰相退职出任荆州刺史。开元二十六年春,张九龄访问玉泉寺,有诗云:“石壁开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复此灰心者,仍追巢顶禅。简书虽有畏,身世亦相捐。”身心不再紧张,向往“复此灰心”,因而追求“巢顶禅”。
  严挺之看透张九龄紧张情绪的来源。开元三年的左拾遗任上,张九龄指出人情都不愿意外调,“大利在于京职,而不在外郡”。他建议内外官员在一定期间内要双向流动:“不十年频任京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开元十三年二月,唐玄宗( 685 - 762)自择京官十一人出为刺史,命百官在洛阳饯送,书十韵诗赐之,张九龄等人有和作。同年十一月,张九龄由中书舍人转任太常少卿,继而外任地方刺史。唐代中书舍人的升迁前景为中书侍郎或六部侍郎。这次迁转表明他离开权力核心,是仕途的转折。从开元前期的选官实践看,张九龄任京职早已超过十年,外任地方也在正常的人事安排范围之内。他却感到受排挤。严挺之大致认为张九龄的不满是人之常情,就殷勤劝诱他修习禅法,以缓解悲愤心境。在特殊处境下,张九龄的反应不无偏激。一旦心境不同,对禅的态度就转向积极。严挺之劝张九龄修习禅法,主要针对个人心性,这一问题由日常生活中制度与情感等多种矛盾交织产生。禅修不仅是内心修行,且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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