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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东渡 长崎弘法
◎ 王荣国

  隐元禅师东渡长崎弘法前,长崎奔波于海洋丝绸之路上从事商业贸易的海商、船主构成的华侨华人社会的佛教信仰,实际上是普遍存在于当时我国沿海特别是长江以南沿海民间社会的佛教形态,这种佛教奉祀民间神灵且不重修持而重祈禳,其奉祀的神灵既有因地域而不同,也有因行业不同而有别。与往来海上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佛寺,大多奉祀海神妈祖、关帝等。如长崎的兴福、福济与崇福三寺。也有僧人主持神庙的,如琉球天妃宫等。笔者以台湾台南的大天后宫为个案,在对其历时考察的前提下,通过对几通碑文作佛教义理的分析,揭示其妈祖信仰的“佛教化”。
  这种“佛教化”现象在我国沿海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普遍存在。无论是佛寺奉祀妈祖、关帝等民间神,还是佛教僧人住持妈祖庙(宫)或关帝庙等,大都己不在是原先的民间诸神的庙宇而是被不同程度地“佛教化”。长崎华侨华人佛教信仰中心的“唐三寺”都以奉祀妈祖、关帝为中心,但都属于禅寺,即兴福禅寺、福济禅寺与崇福禅寺。长崎“唐三寺”所接纳的并不是国内的曹洞宗而是临济宗。在国内,自密云圆悟开始致力于振兴临济宗,并由费隐通容 隐元隆琦相继弘传,使临济宗获得中兴。其间密云圆悟受请于崇祯三年二月移锡福清黄檗山,主持黄檗山近半年期间,继承远祖希运的风范,重振旧规,重树“标格”于黄檗,坐夏开法,使黄檗山法运重兴。法嗣费隐通容、法孙隐元隆琦踵继主持黄檗山法席,使“黄檗宗风”再扬于世。
  然而,长崎唐三寺的禅宗并非承继中国禅宗临济宗的主流正法。兴福寺的逸然就说“海国闻艰,由唐迄宋稽四百年未由一接宗风,自日抵暮至十二时,无可少亲禅髓。”正因此,逸然与诸檀越再三邀请隐元东渡,使“扶桑东际,法雨均沾,和域天中,慈云遍布……转扶桑为净梵,化黔庶作天亲。”(《隐元全集》第四卷)隐元禅师东渡长崎弘法正是为了使兴福寺、崇福寺等僧人与檀越导向正法。后来,逸然五十四岁寿诞,隐元在《示逸然监寺初度》诗明言:“百千日月闲虚度,五四春秋等幻花。唯请法轮一着子,福临沧海寿无涯。”(同上)这种个人的转变,实际上折射出兴福寺、崇福寺的转变。日本学者内田直作说,福济寺经蕴谦禅师的改造扩建,“由最初的妈祖庙”变成“佛教大伽蓝”。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显得简单,由“妈祖庙”变为“佛教大伽蓝”并不在寺院建筑的改造与扩建,不取决于寺院规模。奉祀妈祖、关帝宫庙的规模也有相当大的,福济寺转变为佛教的“大伽董”,关键在于蕴谦禅师的努力与隐元禅师的指点、提升。
  必须明白,无论是兴福寺、崇福寺,还是福济寺,都仍奉祀妈祖、关帝等。通过海上丝路往日本长崎从事商业贸易的中国商船,在进出长崎港时要举行隆重的送迎神像仪式,把商船所供奉的妈祖、观音、关帝诸神偶像迎入佛寺,供奉在妈祖棚内,待商船返航中国前再送回船上供奉。这种送迎入港船只所供奉的神像是由兴福寺、崇福寺与福济寺轮流进行且延续至幕府统治的后期。在海外,寺庙是维系华侨华人感情纽带的中枢。长崎的华人华侨社会,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举办盛大的祭祀妈祖诞辰的仪式,最初在兴福寺举行,“自福济寺、崇福寺建成后,定为每年三月、七月、九月二十三日由三个寺院轮流举办祭祀”(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无论是三江帮,还是福建的福州帮、漳泉帮等商人、船主通常都是以唐三寺作为共同的信仰场所。隐元禅师在长崎弘法,使兴福寺、崇福寺乃至福济寺由过去以奉祀妈祖、关帝等为中心,转变为以习佛修禅为中心。反映了既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多样性信仰的尊重,也着意华侨华人社会佛教信仰品质的提升。

   摘自《广东佛教》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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