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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藏》之影响
◎ 成建华

  《开宝藏》是我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雕版印刷大藏经,刻印于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971),故此得名;又因其开雕印制地位于益州(今四川成都),故又称之为“蜀版大臧经”。“开宝藏》属宋代官版大藏经,从雕版制作到刻印发行均由朝廷负责。为显示皇家官版臧经的气派,“开宝藏”一改唐代佛经刻印版式标准,将每页28行17字改为23行14字,并采用了传统的卷轴式装帧。《开宝藏》的出世对此后的大藏经编纂印刷影响深远,遗憾的是,随着世事沧桑流变,这部里程碑式的佛教宝典,迄今几乎遗失殆尽,现唯能找到的乃零散于中国、日本及美国等地的12卷《开宝藏》零本,经方广錩教授等人的努力,汇编成一部“开宝遗珍”,依原样影印出版,为研究我国第一部雕版佛教大藏经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依据。
  晚唐以来,四川刻版印刷业较为兴盛,敦煌遗书中就有四川传入的刻本。此外,北宋初年,益州是北宋王朝大藏经的供应地。史书上多有敕救令益州抄写金银字大藏经的记载。
  有学者研究认为,“开宝藏”参考了当时益州所流行的某部写本藏经的目次和范式,并据此作为其雕刻制版的底本。同时,“开宝藏”采用传统的卷轴装帧,这种装帧形式不仅影响到其后的“辽大字藏”,而且对同属“开宝藏”系统的“初刻高丽藏”、“再刻高丽藏”及“赵城金藏”均影响巨大。
  随着北宋雕版印刷技术的日益提高,中国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从而催生出雕版印刷无以颠覆的高峰——宋版书。由于印刷精美、校勘精准,宋版书成为后世推崇和追寻的珍宝,后人对宋版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坊间有“一两黄金,一页宋版”说法,视宋版书为稀世珍宝,足见宋版书的金贵了。
  唐宋是我国书法史上的全盛时期,到了公元9世纪,由雕版印刷术而形成的独特的宋体字,其尊重的是“颜筋柳骨”的书体风格,开本阔大,纸墨精良,皆后人望尘莫及。宋代雕版印刷工艺形成了造纸、写字、雕刻、校勘、印刷、装订,发行等产业链,对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宋代雕版印刷对西方亦影响巨大,可以说唐宋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开始传播到西方的。后来,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较17世纪德国人发明的印刷术早400年。宋朝北部的少数民族也一直在学习汉文化雕版印刷。成吉思汗横扫欧洲时,当时的货币“元钞”就是用雕版印刷的。成吉思汗还带去了一些汉字版本的佛道两教经书,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欧洲人发明印刷术。宋代的雕版印刷不仅影响了欧洲人的印刷术的发明,还促进佛教在东亚的传播。雕版印刷佛经在中原大地勃兴的同时,也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辐射,并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的文明进程。
  纵观我国雕版印刷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都烙下了佛教传播史的深深印记。唐及五代,雕版印刷还只限于印制简单的佛像及单卷的佛教经咒,到了宋代大规模佛经总集的刻印,如“开宝藏”、“毗庐藏”、“资福藏”“圆觉藏”、“崇宁藏“和“碛砂藏”的相继出现,极大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同时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勃兴,为佛教在东亚各国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作了重要铺垫。
  雕版印刷术有力推动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公元645年,日本经过“大化举新”,开始向唐朝派遣节度使和留学生,全方位学习中国文化和先进技术,随后雕版印刷术也开始传到日本。公元983年,宋太宗就将一部“开宝藏”赐给日本僧人带回日本,促进日本印刷事业的发展。同年,应高丽王朝的请求,宋太宗又将两套“开宝藏”赠送给高丽王朝。其后,高丽又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雕版印刷术。11世纪中叶,在高丽显宗王洵时代,官方开始组织大规模印刷事业,并以“开宝藏”和辽“契丹藏”为蓝本,刻印了高丽史上第一部佛经总集“大藏经”,共5924卷,史称“高丽大藏”。此部大藏经后因战事毁于一旦,于是高丽高宗二十四年,即公元1237年,开始重新雕制刻版,历时15年制作完成一部著名的“高丽藏”,其计6791卷。《高丽藏》这部经版虽几经修补,多次印刷,至今一直保存完好。
  唐代以后,汉文佛典文献几乎都是采用雕版印刷的。雕版印刷在宋代可称得上是黄金时期。宋代刻印的大藏经总计有1046部,5048卷,雕版13万块之多。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其实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与应用,由于制作成本及工序等诸多原因,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清雍正四年,官刻“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问世,才意味着官方对活字印刷术的肯定与认可。此后活字印刷便成为我国印刷术的主流,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的问世,我国才告别铅与火的活字印刷,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的革新换代。所以说,雕版印刷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我国第一步大藏经《开宝藏》雕版印刷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佛教文化在我国乃至整个东亚的传播与发展。所以说,宋代“开宝藏”的刻印使我国雕版印刷技术得到了空前提高,还极大的促进了中华佛教文明的勃兴与繁荣。

 摘自《上海佛教》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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