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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孝道
◎ 鲁恩·本尼迪克特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近祖。祖坟墓碑上的文字,每年都要见新,但如果是现存后代已无记忆的祖先,其墓碑也就无人过问了,家里佛龛上也没有他们的灵位了。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对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
  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孝道不仅是对双亲和祖先的尊敬与服从。对子女的照顾,西方人的说法是出自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则认为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回报祖先之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受到的照顾转移给儿女。日语中没有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的专门词汇,所有这类义务全都包括在对父母及祖父母的孝道之内。孝道包括了落在一家之长头上的不计其数的义务:扶养子女、教育儿子和自己的弟弟、管理财产、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以及其他无数类似的日常义务。日本制度化家庭严格限制了承担这种义务的人数。按照孝道的义务,若儿子死亡,父母有义务抚养儿子的遗孀和儿女。同样,若女婿死亡,也要收养女儿及其子女。但对丧偶的外甥女、侄女的收养与否,就不在“义务”之列了。如果收养,那也完全是履行另一种义务。抚养、教育自己的子女是“义务”,如果抚养、教育侄甥辈,习俗认为就是在法律意义上把侄子收作自己的养子。如他们仍然保持侄甥的身份,那么让他们接受教育就不是叔伯辈的“义务”了。
  对于贫穷的直系亲属的援助,孝道也不要求必须出于敬意和慈爱。被收养在某一家庭中的年轻寡妇,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们吃的只是冷饭剩菜。她处在家庭的边缘,任何人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自己的一切决定,只有唯唯诺诺地服从。她们是穷亲属,她们的子女也是一样。在特殊情况下,她们也会受到较好的待遇,但这并不是那家的家长有“义务”必须善待她们。兄弟之间也没有义务要互相“友爱地”履行义务,即使彼此都承认势如水火,但只要哥哥履行了对弟弟的义务,就仍能得到赞扬。   
  最为激烈的冲突存在于婆媳间。媳妇是作为外人进入这个家庭的。她有责任必须熟悉婆婆的喜好,并学着去做。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毫不客气地宣称这个年轻的媳妇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我们也可以推测,婆婆心怀相当的妒忌。但正像日本的谚语所说:“可恨的媳妇照样生出可爱的孙子”,因而婆媳之间也总有孝道存在。媳妇在表面上总是低眉顺眼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温柔的媳妇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与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她们年轻时做媳妇不能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并未因此就真的成为温顺的人。到了晚年,她们就仿佛把多年积压的怨气发泄到媳妇头上。现在的日本姑娘们公开谈论,最好嫁给一个不继承家业的男子,这样就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尽孝”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必然获得爱。在有些文化中,这种爱是大家族中道德的基石,但在日本却不然。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日本非常重视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及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如此,但大致是这样。这里的关键在于义务的承担和报答,年长者责任重大,而责任之一就是监督年轻人,要求他们作出必要的牺牲。即使他们不愿意,也不得不遵照长辈的意思,否则就是没有履行“义务”。
  日本的孝道中还有一个特点,即家族成员之间可以看到明显的相互怨恨。这种现象在与孝道同等的“义务”——即对天皇尽忠这一重大义务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巧妙地将天皇奉为神圣领袖,而使之与人间喧骚的生活完全隔离。只有这样,天皇才能起到统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但他的形象却是“虽然可以获得一切,但不会获得很高的尊重”。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政治家在考察西方各国之后写道:那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回国后,他们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不会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承担责任的国家元首。约近七百年来,天皇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作用,因此让天皇继续充当后台角色是不难的。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全体日本人在思想上对天皇绝对忠诚,确立这种最高的道德。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的“忠”是对世俗首领,即将军的义务。这一漫长的历史警示明治政治家们:在新体制下,要实现他们的“日本精神统一”的目标,他们必须付出些什么。在以往几个世纪中,将军是大元帅和最高执政的统一,尽管其下属对他也尽忠,但阴谋推翻其统治以至杀害其生命者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与对封建领主的忠诚相冲突,而且对领主的忠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更有强制性。因为对主君的忠诚建立在直接的主从关系上,相形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难免要淡薄些。在动乱时期,侍从武士更是为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而作战。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斗争,而天皇则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意愿来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正是尊王派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把“忠”的对象从将军转移到象征性的“天皇”,1868年的事件才有理由称之为“王政复古”。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他赋予“阁下”们以权力,而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决定政策。仍然是一些经过选拔的顾问执掌政务。真正的根本性变动是在精神领域,因为“忠”已变成每个日本人对神圣首领——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的报恩。

摘自《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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