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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的转读

 

蒋述卓


  齐梁文风韵尚藻绘 同它的雕声律密不可分。齐粱人摩琢声律, 成为齐梁文风在形式上的重要特征。《梁书·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跳、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四声的发明,直接得益于佛经的转读,对此,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一文已经言及,笔者觉得还可作些补充。
  《高僧传》卷十三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这表明天竺的呗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两个分支,一是咏经,主要咏佛经的散文体,一是梵呗.主要歌赞经中偈颂。《地藏本愿经》(下)曰,“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为梵音”。这种分化所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汉语与梵谱的语音体系不同,“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高僧传@经师论》),也就是说梵语是以字母拼合而成,而汉语则—字一音,两者有差异。正因为如此,就造成“金言有译,梵响无援”,“译文者众,传声盖寡”(同上)的局面。所以,在宋、齐以前,就已经存在着诵经与梵呗两种形式,诵经一般流行于汉地僧人之中,而梵呗则只流行于西域僧人或出生汉地面祖籍为西域并懂梵语的僧人之中。如安世高、支谦,高座法师等。象道安这样的汉地出家人, 由于不懂梵语,所以“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高僧传》),而于梵呗是不通的。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梵呗到宋齐时逐渐消失,只保存三百余声。为了恢复梵声,使传泽佛经声文并得,宋、齐时的僧人并掀起了一个分辨梵汉之声的转读高潮。据《高僧传》卷十三载,当时建康一带的僧人“偏好转读”, “尤长转读,或“巧于转读”,建康的白马寺尤擅长转读,几位懂转读的高僧如僧侥、道慧,释智宗等都卒于宋孝武大明年间,距永明不过二、三十年。当时的文人也多与懂转读的僧人交往,学习声律,于是就有了齐永明七年竟陵王肖子良招致名僧考文审音的大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转读才会影响到永明声律的。
  据《高僧传》说,转读的好处在于声文两得,从而避免梵语转为汉语时出现“或破句以合声,或分文以足韵”(《高僧传.经师论》)的现象。《高僧传·经师论》说:“若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瞵,动韵则流靡无穷,张喉则变态无尽”。可见,欲把握转读,一要精通经旨,二要洞晓音律。在精达经旨的基础上,洞晓音律就显得尤为重耍了。《高憎传.经师论》又说: “然东国之歌也,则结咏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为乐,设赞于管弦,泽称之为呗”。这说明天竺梵呗与中国的歌在音律一点上是相通的。而在早期的译经里,一些“妙善梵汉之音”的高僧,在将梵文译成汉语时, “更用此土宫商饰以成制”(《高僧传》卷三),就是说在传文的同时用汉语的“官商”进行加工。此处慧皎说的“官商”当然不是实指中国五音(官、商、角、徵、羽)的官商,而是从中国五音音律中体会出来的声调的高昂低下,宫商只是一种借喻。从汉至六朝,一些文学家或音韵学家几乎都采用这种借喻,如司马相如论赋有“一经一纬,一官一商”(出《酉京杂记》),郑《笺》释《毛诗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句时也说:“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这与陆机说的“音声迭代”(《文赋》)是同一种性质的说法。刘宋范晔有“性别宫商,识清浊”<《宋书.范晔传》),齐沈约有“欲使宫羽相变,低昂错节”(《宋书.谢员运传论》),粱肖绎有“至如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金楼子@立言》)。这里的宫商,宫羽、宫徵虽说法不一,实指一事项,只是借用五音喻指语音声调的平仄罢了。关于六朝用宫商是声调平仄的借喻义问题,郭绍虞先生《声律说考辨》与《再论永明声病说》二文作过辨析,可以参见。当然,这种借喻之所以能够为大家接受,主要也是声调的平仄的确与乐律音阶高低有着内在的联系。《文心雕龙.声律篇》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面已。”刘勰说得很清楚,音律中的宫商乃起自人声,人声本来就含有宫商。歌之音律本自人声,器乐中的音律也本自人声,而文章言语也是含宫商的,作文时也要讲究怎样合符人声中的自然音律,使之上下相应,更加琅琅上口。而当音律一旦定为五个音阶以后,人声的高低上下反而被忽视了,后人往往要倒过来从乐声的音律中去体会人声的宫商了。所以,范晔“性别宫商,识清浊”才与他精通音乐有关。
  转读里面也有洞晓音律的问题,对于会转读的僧上来说,洞明音律是不必说的,不然就无法掌握转读间的所谓“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哢”(《高僧传.经师论》).《高僧传》卷十三载“时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并无余解,薄能转读,道朗捉调小缓,法忍好存击切,智欣菩能侧调,慧光喜骋飞声”。这里的“缓”, “切’、 “侧”、“飞’也便是指声调的平仄,它与沈约讲的“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宋书.谢灵运传论》)以及刘勰说的“声有飞沈”是相通的,与所谓“平折放杀”也是相通的。正是在这种相通的条件下,佛经转读才影响到四声的创立。

                            摘自《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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