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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能大量吃肉吗?

  美国是世界上人均肉食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早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肉食的生产总量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跃居世界第一,人均肉食消费水平约为美国的1/4。自1990年起,中国肉食生产量和人均消费量以平均每年7%至8%的高速度增长,增长速度遥遥领先,居世界之首,为世界平均值的3倍。目前,我国肉食人均消费水平,早已经将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超过世界平均值,并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中国肉食的消费水平将在5年内赶上发达国家,达到人均80公斤左右。如果这一发展势头仍然不减的话,那么,到2015年将超过美国,达到135公斤。我们知道,大部分发达国家高水平的肉食消费都是建立在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基础之上的,例如美国和欧盟的一些国家,但是对于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来讲,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大量消费肉食吗?
下面先让我们通过一组反应人均拥有资源水平的基本指标来看看我国的情况:
  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是世界平均值的1/3,人均草地面积为世界人均值1/2,而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人均值的43%。另外,中国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中国草地的生产能力不高,约有2/3的草地属于低产量级别;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值的1/4,目前,全国有一半的城市处于缺水状态,我国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将长期存在,而我国水资源的2/3是用于灌溉农田;
  中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大约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7;中国人均森林的蓄积量大约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8;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不到世界平均值的一半;
  中国以9%的世界耕地、5%的世界水资源、12%的世界草地,生产了1/5的世界粮食和27%的世界肉食,另外,中国养殖渔业的产量也是世界渔业总产量(包括养殖和捕捞的)的1/5──表明中国农业资源的负荷水平已经很高。
  读者可以注意到:中国人均拥有的土地总面积还不如发达国家人均拥有的草地和森林面积。 数据来源:FAO/FAOSTAT数据库。其中,森林面积为1994年的数据,其它则为2000年的数据
  以上的数字说明,目前我们以相对较少的资源,生产了更多的粮食和肉食。这也许能使我们引以为“自豪”,但是许多农业专家认为,这是以高能耗以及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我们应该看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永无止境,自然资源的总量终究是有限的。假设大家都以同样的速度消耗资源,那么最先走到极限的显然是那些资源负荷最大的国家。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是不可持续性的。为了要维持较高的粮食生产总量,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资源消耗越来越大,而粮食价格却上不去,其结果是造成农民负担无法减轻。
  以下列举了一组有关农业生产和资源的基本指标,从中可以看出,我国“高产出,高消耗”的农业发展策略将很难长期维持。为此,世界银行曾告诫中国的有关部门要将农业的发展目标从以前的“产出最大化”调整转为“实现在生态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有大约1/3的土地面积受到荒漠化的威胁,大约1/4的土地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荒漠化,其主要原因是过度开垦和过度载畜;
  据中国科学院的估计,中国处于中度和重度水土流失状态的土地大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0%,而且这个数字仍然在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增长;
  据农业部估计,中国全部草地面积中约有1/3处于中度到重度退化状态,约有90%出现一定程度的退化。据国家环保总局的数据显示,全国草地的退化速度仍然在不断加快;
  中国土地的化肥施用量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计算,1995至2000年期间,中国每公顷耕地年平均施用化肥约300公斤,而同一时期的世界平均值、发展中国家平均值、巴西、印度和美国均在每公顷100至110公斤之间,发达国家平均值则为85公斤,欧盟则稍高一些为230公斤[[以上数字主要根据FAO/FAOSTAT的数据计算,但中国的数字根据农业部的数据上调了5%。 — 作者注]]。目前,中国土地的化肥施用量仍然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所有湖泊中,有1/4受到富营养化的影响,所有近岸海域都受到中度或高度污染,其中过度使用化肥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1996年,中国仅集约型养猪场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量就达到工业与市政污水排放的22%,估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70%;
  自1993年以来,我国饲料用粮的比率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见上图),从20%上升到2001年的27%(与此同时,世界饲料用粮的比率却呈现微弱下降的趋势,见前一节图)。在这8年的时间里,我国增加的粮食消费中有3/4是用于喂养牲畜和鱼,毫无疑问,如果不对肉食消费的发展趋势加以纠正的话,今后我国粮食的增产将主要是用于饲料,而不是为了供养人。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计算,统计范围包括小麦、大米和粗粮,其中粗粮包括玉米、高粱、大麦、燕麦、黑麦、小米等。
  数字也许过于枯燥乏味,我们可能不太容易看出它与我们实际生活的关系。但实际上,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和肉食,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了增加耕地,我们曾破坏了大片的森林和草地,曾不得不对农民的宅用基地斤斤计较;为了维持畜牧业,大片美丽的草原已经退化并逐渐沙漠化,沙暴式的气候在我国北方司空见惯,并已经开始影响我国南方的气候。据统计,全国每年因沙害掩埋的村舍就达2.4万个。1993年5月,发生在西北地区的一场强沙尘暴,造成12万头(只)牲畜死亡或丢失,505万亩农作物受灾,38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1998年4月,西北12个地、州遭受沙尘暴袭击,造成46.1万亩农作物受灾,11.09万头(只)牲畜死亡,156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8亿元。由于水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全国有2400多万人饮水困难,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已经接近成为季节性河流。由于水土流失,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河流断流,湖泊干涸,植被萎缩等多方面生态环境的恶化,使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变得十分恶劣。在广大农村,青山碧水,山庄农院早已面目全非,而对于许多城市的人来讲,连蓝天白云都成为十分奢侈的享受了。据专家测算,著名风景区新疆天山天池的水域面积正在以每年200平方米的速度减少,沙滩每年向天池推进2米,80年后天池将不复存在。
  另外,对粮食供给的担心也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已经稍有所放松,但其严格程度仍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独生子女”的政策虽然使我国在降低人口增长方面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其结果势必会造成我国有几代人无法体验兄弟姐妹、叔伯姑婶、姨舅、侄甥等亲情。这些亲情都是我们中国人历来最为珍视的东西。要知道,中文对不同亲戚的称呼都有精确的分别,而其它语言则不同,例如英文中叔叔、伯伯和舅舅都用一个词“uncle”来称呼。与我们付出的那些物质方面的代价相比,这种精神方面的损失是无法估价的,也是我们所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安德森(Per Pinstrup Andersen)曾针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样说道:“这个世界未能在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并非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想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用这种“控制人口”的方式来解决粮食问题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得已才为之。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可能都知道马尔萨斯这个名字,他就是在200年前发明“人口控制”理论的人,其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速度总是要快于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如果不控制人口的增长,那么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然而,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主要学术思想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理论根据。 — 作者注]]指出:“自从马尔萨斯在1798年最初发表了他著名的‘人口论’以来,当今世界的人口几乎增加了6倍,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消费量都比马尔萨斯时代要高出许多,与此同时,人们一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实关于“人口的增长会降低人民的福利水平”这一理论并非是由马尔萨斯最先认识到的,在此之前,法国数学家与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早就提出了这一看法,但孔多塞不主张强制控制人口,并认为人们最终会自愿这样做,而马尔萨斯则主张强制控制人口。事实证明孔多塞是正确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统计分析表明,社会生育率的降低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即妇女识字率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而与人均收入则没有关系。 — 作者注]]。马尔萨斯的失误不仅仅在于他的预言根本就没有实际发生(这或许可以说也不算是一种失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人口控制论”鼻祖马寅初在上一世纪50年代末发表的《新人口论》中也对马尔萨斯的思想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但即便如此这也并没有能使马寅初摆脱后来遭受政治迫害的命运。实际上,马寅初的思想要比后来中国实际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温和得多,他主张“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而且坚决反对堕胎,认为那实质上是让父母杀自己的孩子。 — 作者注]],而在于他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所供养的动物,其数量的增长速度要比人口的增长快的多。自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主要的牲畜和家禽,包括牛、猪、羊、鸡、鸭、鹅和火鸡等,其数量以平均每年2.8%的速度增长,而同一时期人口的增长速度只有1.6%。目前全世界牲畜和家禽的数量为人口的3.4倍。中国的数字则反差更大,自1980年以来,主要牲畜和家禽的增长速度高达5.6%,而同期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只有1.2%。也就是说,在这最近的20年时间里,中国人所供养的动物数量增长了2倍,而人口只增长了30%。目前中国牲畜的数量为人口的4.2倍,高于世界平均值。对于动物,我们用近乎虐待性的人工繁殖方法强迫其生育,并浪费  大量的粮食和其它资源来供养它们,而对于我们人类自己,却又因为担心粮食不足和资源有限而实行“计划生育”。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和动物在生育方面同时失去了某种自由,人失去了“生育”的自由,而动物则失去了“不生育”的自由,或者说是失去了“自然生育”的自由。被剥夺的这两种自由是相反的,但其出发点却都有着某种共同之处,都是为了食物,前者主要是为了节约粮食,后者则是为了获得肉食。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篇题为《饮食、营养和慢性疾病的预防》的报告中指出:“巴西和中国等国动物产品消费水平的增长,尽管其数值仍低于北美和其它工业化国家,但仍然使环境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报告用简明的数字指出了肉食者所占用的资源要远远大于素食者:“一公顷土地能喂养22个吃土豆的人或19个吃大米的人,但只能喂养1个吃牛肉的人或2个吃羊肉的人”,其间相差10倍至20倍,同样是由于动物产品消费水平的增长,“水资源的需求也因此而成为这个世纪的主要问题之一”。报告同时对在欠发达国家和更发达的一些国家广泛存在的那种一味地追求满足“饮食指南”[[指各国制定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国民饮食与营养摄取水平指标。 — 作者注]]而不惜使资源枯竭的做法深表忧虑。更可悲的是,动物产品消费水平的增长还使得我们的人民在健康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心血管疾病、癌症、肥胖症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蔓延都不同程度地与肉食消费水平的增长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高脂肪、高能量、以及富含动物食品的饮食迅速取代了传统的以更多的植物为基础的饮食,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工业化国家,并于近期内也同样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种饮食习惯的改变使发展中国家慢性疾病的蔓延也开始趋向于和发达国家相同。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明,我们完全能从植物中获得足够的营养,肉食既损害我们的健康,又危害我们的环境,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去吃肉。特别是对于象中国这样人口相对较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大国,是负担不起大量肉食的。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如果我们不放弃肉食,我们可能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